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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精神
光辉的旗帜 胜利的先导
时间:2017-12-01 12:21 来源: 作者: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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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发生80周年，也是井冈山斗争发生80周年。80年前，在国共合作的革命和战争遭受严重失败，我们党和中国革命处于痛苦考验之时，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通过领导井冈山斗争的伟大革命实践，成功探索和初步解决了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引领着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实现了由北伐战争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在井冈山斗争发生80周年之际，总结井冈山斗争蕴涵的深刻意义和丰富经验，从中获取教益，不仅是对这段光辉历史的最好纪念，也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井冈山斗争，大体是指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所说的湘赣“边界的斗争”。具体时间是从1927年10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上井冈山开始，至1929年1月红4军主力撤离井冈山期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4军创建和坚持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这一斗争，率先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付诸于建立“红色政权”之现实，并初步解决了怎样以枪杆子出政权的基本问题，从而指引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走向胜利，在我们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艰苦卓绝而又光辉灿烂的篇章。
开创了胜利发展的新局面，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复兴的希望
井冈山斗争时期，正是我们党和中国革命的危难之时。大革命的失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使我们党和革命力量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南昌起义打响了我们党独立领导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第一枪，此后党又在全国各地广泛组织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但由于严重的敌强我弱和缺乏斗争经验，绝大部分的起义都失败了，保存下来的小部分起义队伍形成的红军游击战争，也都处在强敌的包围和进攻之下，随时面临失败的可能。
正是在这种危难之时，井冈山斗争独领风骚。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保存下来的700余人开始在井冈山地区创造“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经艰苦斗争，至次年2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但此时的井冈山斗争还不被看重，也鲜为人知。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的队伍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师，与毛泽东部合编建立了红军第四军，并连续打败国民党军的进攻，巩固了井冈山地区的“工农武装割据”。“朱毛红军”开始名扬天下，井冈山的革命“红旗子”在罗霄山脉中段高高飘扬。这极大地轰动了当时的中国政治。同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部队建立的红军第5军主力，也转战到井冈山根据地。此时，革命潮流已落到底点，红军游击战争处于极端困难的状态，全国红军仅剩下不足8000人，而其中的75%集中在井冈山根据地。井冈山红军和红色政权的星星之火，成为黑暗的中国大地上光耀的亮点。
井冈山斗争，不仅是处于艰难困苦中的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百折不挠的象征，也代表了我们党和中国革命复兴的希望。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的：“边界的红旗子，业已打了一年，虽然一方面引起湘鄂赣三省乃至全国豪绅阶级的痛恨，另一方面却渐渐引起了附近省份工农士兵群众的希望”；“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代表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引导党的武装斗争成为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开辟了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
作为社会矛盾最高斗争形式的武装斗争，因国情不同，其属性和实践形式也有所不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对中国的间接统治，封建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的剥削压迫，是引发社会革命之源，农民是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主力军。因此，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仍然是农民战争。我们党被迫转入武装斗争之时，并不懂得这个特点，而是基本仿照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武装斗争模式，企图通过夺取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掌握政权，进而取得广大农村政权，实行土地革命。这就在客观上迫使弱小的起义武装，去与控制着城市的强大敌人作一城一地的争夺，其结果是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受惨重损失。
井冈山斗争正是吸取了“城市中心”道路的教训而另外开辟的一条崭新的道路。即从敌人力量强大的城市退却，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动员并且领导广大农民进行革命战争。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多以会道组织或迷信盅惑来聚集力量，以流寇滚动发展为形式，即使胜利了也不过只是“新桃换旧符”，不过是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逃脱不了由兴盛到衰亡的“周期率”。井冈山斗争则完全不同。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以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民为主力军，把党的武装斗争与农民革命结合在一起，使党的武装斗争成为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从而创造出以武装斗争、割据地区的建设和土地革命三者相结合为基本内容的“工农武装割据”实践形式。通过这种实践，落后的农村建立起以人民军队为坚强柱石的、广大人民当家作主人的红色政权，被造成为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阵地。党领导革命武装借以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不断巩固扩大，从而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后来的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正是在这条道路指引下取得的。历史证明，这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开启了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先河，为人民军队建军原则的确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们党转入武装斗争后建立的革命军队，大体上由国民党军分化出来的队伍和工农群众武装两部分构成。前者带有旧军队的深深烙印，雇佣观念和单纯军事观点严重，官兵关系对立；后者主要由农民组成，乡土观念浓厚，组织纪律性很差。这些弊端的存在，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加上频繁的战斗和菲薄的物质生活条件，致使党在武装起义中建立起来的数万人的队伍，相当大的一部分相继失败或溃散。实践表明，这样的军队如不进行彻底的改造，将无法担负起中国革命赋予的艰巨任务。建设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党转入武装斗争后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同样面临着上述问题。起义爆发时，一遇挫折兵力即损失了近一半；10余天后，队伍转移至江西莲花县境内时，起义开始时的约5000人已锐减至不足1000人，濒于溃散。
正是在这样的严重情况下，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永新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这次改编，首先是把雇佣制改为自愿兵制，让那些不愿意留下为革命流血牺牲、无私奉献的人离队，将自愿留下的700余人缩编为一个团；同时，实行了政治建军的新制度。一是把共产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建立党小组，营以上各级建立党委，规定党委、支部领导所部。这就使部队上下各级都有了党的领导核心力量，党员能够充分发挥其先锋模范作用，从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军队英勇奋战而不溃散。这个制度后来被称为党委制，是保证党对军队领导的核心制度，一直沿袭至今。二是实行新的党代表制度，以党委、支部的书记担任同级党代表，实行党委、支部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彻底改变以往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与军事长官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充分发挥党代表和军事长官密切合作的领导作用。这个制度后来被称为政治委员制度，一直沿袭至今。三是实行民主制度，规定官兵完全平等，官长不得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权力，有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民主权力，在部队中确立了官兵同为阶级兄弟的崭新关系。这些制度，彻底砸碎了旧军队的基础，为建设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井冈山斗争中，三湾改编确立的新制度在红4军全军进一步推广实行，同时又建立了一系列新的规章，规定了红军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的三大任务，制定了“三条纪律六项注意”。这些制度和规定的颁布实行，促进了红军官兵一致、军政一致、军民一致优良传统的确立。与此同时，各级党委建立健全了机关，负责组织领导官兵开展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这为后来实行新的政治部制度做好了准备。所有这些，保证了红4军在政治上听党指挥，服务人民；在军事上压倒敌人，一往无前。
井冈山斗争中加强人民军队建设的各项举措，不仅使井冈山红军成为当时全国红军建设的一面旗帜，也为一年后古田会议确立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取得了实践经验，作好了必要的准备。
确立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基本原则，为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形成打下强固基石
党转入武装斗争后，还必须正确打什么样的仗、采取怎样的战略战术问题。土地革命战争开始时，因为缺乏经验，中共中央片面理解马克思的“起义之后一刻也不应该停止进攻”之说，要求起义武装采取不停顿的进攻战略。另一方面，由国民党军分化出来的队伍和群众武装组成的起义部队，或是习惯地实行正规战；或是因为从未受过军事训练和没有战争实践只会蜂拥而上。然而，战争的方式和战略战术是由战争特点所决定的。土地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严重的敌强我弱，尤其是红军初创时期，力量极其弱小。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正规战争或是一拥而上只能迎合敌人消灭革命武装的需要。正因为作战指导方针和方式的错误，致使党领导的各次武装起义先后遭受挫折，甚至归于失败。当部分保存下来的起义武装组成红军，转入农村开展游击战后，强大的敌人采取了把红军围起来以求消灭的战法。于是，敌我之间的战争，表现为以“围剿”和反“围剿”为主要的作战形式，党和红军随时面临着怎样打破强大敌人“围剿”的严峻问题。
井冈山斗争是当时红军战争的主战场，首先并相对完整地解决了仗怎么打的问题。在战略上，将发展方向放在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实行由敌人力量强大的城市退却，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进攻。在作战上，以反“进剿”、反“会剿”（当时，敌人对红军的“围剿”，主要表现为一省敌军的“进剿”和两省以上敌军的“会剿”） 为主要形式，以根据地为战略基地，坚持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依托根据地人民的支持援助和井冈山良好的地形，实行有利的决战，避免不利的决战。在一次次的反“进剿”、反“会剿”斗争中，创造了人民战争的战法，党和群众“一齐军事化”，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赤卫队、暴动队相结合，齐上阵。这种深刻全面的战争实践，产生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原则。这个原则的精髓就在于“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扬我之长，克敌之短，紧紧把握作战的主动权。十六字诀既是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又是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它为后来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原则的形成，打下了强固的基石。诚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井冈山斗争，对中国革命的道路、人民军队的建设和作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成功探索和初步解决，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开创性的伟大贡献，引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走出危难，迈出胜利发展的第一步。这一伟大斗争蕴涵着的在历史巨变中开创胜利发展新局面的基本经验，至今仍对我们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
井冈山斗争之所以敢为人先，在于有着超乎寻常的革命胆略和气魄。
井冈山斗争期间，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之时。党和革命要走出危机重新振兴，首先要求全党必须具有不被巨大困难所压倒的勇气。作为全局中的一个局部，井冈山斗争也必须具备这种勇气。
不仅如此，井冈山斗争还有其自身要面对的巨大压力。
首先是来自传统观念的压力。党转入武装斗争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率先“上山”，在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这一行动是与传统观念背道而驰的。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都把“上山”看成是“落草为寇”。党的武装斗争要采取“落草为寇”的形式，这是当时党的主流意识所难以接受的，更何况毛泽东率部割据的正是“自来为土匪、散军窟宅之所”的井冈山，这就难免要担戴“上山为匪”的误解和骂名。中共中央在1927年11月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就认为，毛泽东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率部上罗霄山脉是“落草为寇”的行为，决定撤销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委和湖南省委委员之职。在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上，中央仍有同志认为，井冈山上的朱毛红军“带有土匪的性质”。然而，毛泽东并未因此而动摇和放弃在井冈山的斗争，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勇气！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党的五届中央45名委员、候补委员和八七会议后14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成为率先“上山”的第一人！
还有更为巨大和直接的内外现实压力。井冈山斗争始终处于强大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每天面对的都是怎样对付敌人，怎样解决吃穿的难题，而且这种困难一天比一天严重。在这样的困境下，革命队伍内部有人丧失信心而临阵脱逃了，留下来的人当中也有人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六大后的中共中央也认为，井冈山的朱毛红军“处于最危难的关头，甚至有被反动势力消灭的可能”，“集中一处是错误的”，认为坚持井冈山斗争“是没有出路的”，要求朱毛红军将队伍分散到农民群众之中以隐匿目标；甚至要求毛泽东、朱德离开红4军。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下，坚持井冈山的斗争需要何等坚强的革命信心和胆识！
正因为毛泽东、朱德及其战友们具有超乎寻常的革命胆略和气魄，才有了伟大的井冈山斗争。
井冈山斗争，是大无畏的革命胆略的胜利，是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的胜利。它告诉人们：胆略是走出困境乃至危机的先决因素。在困境乃至危机面前，唯有敢于斗争，才能有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才能有战胜困难的决心，才能在困境中看到光明的前途。
井冈山斗争之所以别开生面，在于理论和实践的创新。
井冈山斗争是崭新的创造，既包括实践的创新，也包括理论的创新。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理论对于革命运动的决定作用。当然，这是指正确的革命理论。错误的革命理论，只能导致革命运动的挫折甚至失败。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和北伐战争之所以失败，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错误的“二次革命论”的影响。毛泽东正是吸取这一惨痛的教训，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军队是国家政权主要成份的原理，从当时中国社会政权争夺的现实出发，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论断。井冈山红色政权的产生，就是这一重要论断的产物。
不仅如此，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还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围绕怎样以枪杆子出政权的基本问题，通过井冈山斗争进一步创新了相关的理论。针对道路问题提出了红色政权理论；针对建军问题实行了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举措；针对作战问题总结了游击战 “十六字诀”的基本原则。正是在这些适合中国特点的创新理论，不仅指导井冈山的斗争胜利开展，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理论基础。
井冈山斗争还有一系列实践上的创新。依山割据，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武装反抗封建统治、保存自己力量的方式。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根据党的武装斗争的特点，借鉴并赋予这一形式以新的内容，创造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形式，并使之承担起转换敌我力量对比、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新的使命。红军在井冈山斗争中确立的人民军队建设的政治工作制度，则是对大革命时期我们党与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军队所实行的政治工作制度的革新。红军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中的“敌进我退”和“敌疲我打”原则，则与孙子兵法中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异曲同工。
正是有了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创新，才有了井冈山斗争新局面的开创。它告诉人们，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是开创新局面的前提。而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根本在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按照中国特点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一切有益于我们事业的东西，我们就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井冈山斗争之所以岿然不动，在于不断强化人民军队的建设。
向井冈山进军途中的三湾改编，对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进行了初步的人民军队建设，因此才有了之后的井冈山斗争和红色政权的建立。然而，人民军队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和持续不断的深化过程，三湾改编没有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完成这一任务。
井冈山斗争中，为了使红军成为红色政权的坚强柱石，人民军队的各项建设在继续完善并且不断强化。在加强规章、制度建设的同时，红4军还从多方面加强官兵的思想政治建设。
首先，是强化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三湾改编时，为彻底打碎旧军队的基础，部队中建立了民主制度和士兵委员会，并给了士兵委员会以参与部队管理的很大权力。但矫枉过正，部队中出现了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士兵委员会超越党委领导权擅自决定部队的行动，造成了由湘南农军编成的红29团因冒进湘南而失败。吸取这个教训，中共红4军前委对士兵委员会的权力作了限制，规定士兵委员会必须在党委、支部和党代表领导下开展活动，从而使党委对部队的领导权得到进一步强化。
进而，是采取多种措施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红4军积极在优秀官兵中发展党员，使党员人数扩大到占全军人数的四分之一。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以求从数量上和质量上保证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充分发挥。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把一批政治觉悟高，革命责任心强的基层干部提拔到相应的领导岗位上，并通开办教导队，教导大队和政治训练班加强培养，提高其指挥作战和做思想工作的能力。采取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提高官兵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使官兵在学习文化知识的过程中了解土地革命的知识，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将群众工作列为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使官兵在开展群众工作的过程中增强革命责任心和服务于民的观念。多方面的思想政治建设，使井冈山红军的政治素质不断提高，从而转化为英勇奋战，一往无前的革命气概，一次次地打败了强敌的“进剿”、“会剿”，确保了“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
井冈山斗争期间，“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之所以能够如此，根本在于有一支以服务人民为己任的红军。它告诉人们：人民军队是人民政权的柱石，只有不断强化人民军队建设，特别是强化党的战斗堡垒作用，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人民军队服务人民的政治本色永不改变，人民的政权才能永不变色。
井冈山斗争之所以众志成城，在于党、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团结一致。
井冈山斗争的最大困难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始终处在强敌的包围和进攻之中，作战频繁。其中规模较大的战斗是四次反“进剿”和三次反“会剿”，而小规模的战斗则不计其数。红军、红色政权和根据地人民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对敌斗争的胜负。二是经济严重困难。当时，根据地中相对稳定的区域仅宁冈一县。这是一个偏远的山区小县，人口不过5万，产粮十分有限。井冈山会师后，红4军增加至万余人，吃饭成了头等的难题，以至于不得不让湘南农军大部返回湘南。但这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由于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红军难以到根据地外筹款，根据地与外界的贸易也被隔断，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的日常生活极度困难。连红米饭、南瓜汤都难以保障，只能靠挖野菜充饥；隆冬腊月，多数官兵仍然穿着单衣，夜晚只能钻进稻草堆御寒入眠。因战斗频繁和饥寒交迫造成的大量伤病员，缺乏基本的治疗条件，甚至连消毒用的碘酒都没有。
在这样严重的困难面前，特别是极度困苦的物质生活面前，党和红军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表现出了极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红4军中从军长、党代表到战士、伙夫，吃穿完全一样，领同样的“伙食尾子”。特别是军长朱德，坚持和战士们一同挑粮上井冈山，以致新来的俘虏兵把他当成“伙夫头”。官兵同甘共苦，共度难关，不仅培养了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而且增加了团结一致、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各级党组织和革命政府对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极为关心，在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同时，着力于解决群众的穿衣、吃饭、住房、柴米油盐问题，疾病问题，还有婚姻问题。红军不仅严格执行三条纪律六项注意，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还时常开展助民劳动。这使根据地人民深切认识到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因而倾全力给予支持，除了按规定缴纳公粮外，还纷纷超额送粮，甚至捐钱给红军。
正因为党和红军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生死与共，才有了井冈山斗争的“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它告诉人们：构建和谐社会是党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而要构建和谐社会，军队必须发挥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各级领导必须始终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
井冈山斗争的基本经验和重要启示，蕴涵着井冈山斗争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在逆境和危机面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精神；就是为着党和革命事业，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就是党、军队和人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的精神。井冈山精神，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传承，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力量源泉。
井冈山精神，是井冈山斗争的永恒意义，也是井冈山斗争留给后人永远的宝贵财富。
井冈山斗争，大体是指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所说的湘赣“边界的斗争”。具体时间是从1927年10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上井冈山开始，至1929年1月红4军主力撤离井冈山期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4军创建和坚持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这一斗争，率先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付诸于建立“红色政权”之现实，并初步解决了怎样以枪杆子出政权的基本问题，从而指引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走向胜利，在我们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艰苦卓绝而又光辉灿烂的篇章。
开创了胜利发展的新局面，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复兴的希望
井冈山斗争时期，正是我们党和中国革命的危难之时。大革命的失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使我们党和革命力量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南昌起义打响了我们党独立领导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第一枪，此后党又在全国各地广泛组织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但由于严重的敌强我弱和缺乏斗争经验，绝大部分的起义都失败了，保存下来的小部分起义队伍形成的红军游击战争，也都处在强敌的包围和进攻之下，随时面临失败的可能。
正是在这种危难之时，井冈山斗争独领风骚。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保存下来的700余人开始在井冈山地区创造“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经艰苦斗争，至次年2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但此时的井冈山斗争还不被看重，也鲜为人知。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的队伍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师，与毛泽东部合编建立了红军第四军，并连续打败国民党军的进攻，巩固了井冈山地区的“工农武装割据”。“朱毛红军”开始名扬天下，井冈山的革命“红旗子”在罗霄山脉中段高高飘扬。这极大地轰动了当时的中国政治。同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部队建立的红军第5军主力，也转战到井冈山根据地。此时，革命潮流已落到底点，红军游击战争处于极端困难的状态，全国红军仅剩下不足8000人，而其中的75%集中在井冈山根据地。井冈山红军和红色政权的星星之火，成为黑暗的中国大地上光耀的亮点。
井冈山斗争，不仅是处于艰难困苦中的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百折不挠的象征，也代表了我们党和中国革命复兴的希望。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的：“边界的红旗子，业已打了一年，虽然一方面引起湘鄂赣三省乃至全国豪绅阶级的痛恨，另一方面却渐渐引起了附近省份工农士兵群众的希望”；“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代表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引导党的武装斗争成为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开辟了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
作为社会矛盾最高斗争形式的武装斗争，因国情不同，其属性和实践形式也有所不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对中国的间接统治，封建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的剥削压迫，是引发社会革命之源，农民是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主力军。因此，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仍然是农民战争。我们党被迫转入武装斗争之时，并不懂得这个特点，而是基本仿照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武装斗争模式，企图通过夺取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掌握政权，进而取得广大农村政权，实行土地革命。这就在客观上迫使弱小的起义武装，去与控制着城市的强大敌人作一城一地的争夺，其结果是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受惨重损失。
井冈山斗争正是吸取了“城市中心”道路的教训而另外开辟的一条崭新的道路。即从敌人力量强大的城市退却，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动员并且领导广大农民进行革命战争。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多以会道组织或迷信盅惑来聚集力量，以流寇滚动发展为形式，即使胜利了也不过只是“新桃换旧符”，不过是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逃脱不了由兴盛到衰亡的“周期率”。井冈山斗争则完全不同。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以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民为主力军，把党的武装斗争与农民革命结合在一起，使党的武装斗争成为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从而创造出以武装斗争、割据地区的建设和土地革命三者相结合为基本内容的“工农武装割据”实践形式。通过这种实践，落后的农村建立起以人民军队为坚强柱石的、广大人民当家作主人的红色政权，被造成为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阵地。党领导革命武装借以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不断巩固扩大，从而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后来的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正是在这条道路指引下取得的。历史证明，这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开启了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先河，为人民军队建军原则的确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们党转入武装斗争后建立的革命军队，大体上由国民党军分化出来的队伍和工农群众武装两部分构成。前者带有旧军队的深深烙印，雇佣观念和单纯军事观点严重，官兵关系对立；后者主要由农民组成，乡土观念浓厚，组织纪律性很差。这些弊端的存在，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加上频繁的战斗和菲薄的物质生活条件，致使党在武装起义中建立起来的数万人的队伍，相当大的一部分相继失败或溃散。实践表明，这样的军队如不进行彻底的改造，将无法担负起中国革命赋予的艰巨任务。建设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党转入武装斗争后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同样面临着上述问题。起义爆发时，一遇挫折兵力即损失了近一半；10余天后，队伍转移至江西莲花县境内时，起义开始时的约5000人已锐减至不足1000人，濒于溃散。
正是在这样的严重情况下，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永新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这次改编，首先是把雇佣制改为自愿兵制，让那些不愿意留下为革命流血牺牲、无私奉献的人离队，将自愿留下的700余人缩编为一个团；同时，实行了政治建军的新制度。一是把共产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建立党小组，营以上各级建立党委，规定党委、支部领导所部。这就使部队上下各级都有了党的领导核心力量，党员能够充分发挥其先锋模范作用，从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军队英勇奋战而不溃散。这个制度后来被称为党委制，是保证党对军队领导的核心制度，一直沿袭至今。二是实行新的党代表制度，以党委、支部的书记担任同级党代表，实行党委、支部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彻底改变以往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与军事长官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充分发挥党代表和军事长官密切合作的领导作用。这个制度后来被称为政治委员制度，一直沿袭至今。三是实行民主制度，规定官兵完全平等，官长不得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权力，有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民主权力，在部队中确立了官兵同为阶级兄弟的崭新关系。这些制度，彻底砸碎了旧军队的基础，为建设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井冈山斗争中，三湾改编确立的新制度在红4军全军进一步推广实行，同时又建立了一系列新的规章，规定了红军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的三大任务，制定了“三条纪律六项注意”。这些制度和规定的颁布实行，促进了红军官兵一致、军政一致、军民一致优良传统的确立。与此同时，各级党委建立健全了机关，负责组织领导官兵开展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这为后来实行新的政治部制度做好了准备。所有这些，保证了红4军在政治上听党指挥，服务人民；在军事上压倒敌人，一往无前。
井冈山斗争中加强人民军队建设的各项举措，不仅使井冈山红军成为当时全国红军建设的一面旗帜，也为一年后古田会议确立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取得了实践经验，作好了必要的准备。
确立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基本原则，为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形成打下强固基石
党转入武装斗争后，还必须正确打什么样的仗、采取怎样的战略战术问题。土地革命战争开始时，因为缺乏经验，中共中央片面理解马克思的“起义之后一刻也不应该停止进攻”之说，要求起义武装采取不停顿的进攻战略。另一方面，由国民党军分化出来的队伍和群众武装组成的起义部队，或是习惯地实行正规战；或是因为从未受过军事训练和没有战争实践只会蜂拥而上。然而，战争的方式和战略战术是由战争特点所决定的。土地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严重的敌强我弱，尤其是红军初创时期，力量极其弱小。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正规战争或是一拥而上只能迎合敌人消灭革命武装的需要。正因为作战指导方针和方式的错误，致使党领导的各次武装起义先后遭受挫折，甚至归于失败。当部分保存下来的起义武装组成红军，转入农村开展游击战后，强大的敌人采取了把红军围起来以求消灭的战法。于是，敌我之间的战争，表现为以“围剿”和反“围剿”为主要的作战形式，党和红军随时面临着怎样打破强大敌人“围剿”的严峻问题。
井冈山斗争是当时红军战争的主战场，首先并相对完整地解决了仗怎么打的问题。在战略上，将发展方向放在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实行由敌人力量强大的城市退却，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进攻。在作战上，以反“进剿”、反“会剿”（当时，敌人对红军的“围剿”，主要表现为一省敌军的“进剿”和两省以上敌军的“会剿”） 为主要形式，以根据地为战略基地，坚持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依托根据地人民的支持援助和井冈山良好的地形，实行有利的决战，避免不利的决战。在一次次的反“进剿”、反“会剿”斗争中，创造了人民战争的战法，党和群众“一齐军事化”，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赤卫队、暴动队相结合，齐上阵。这种深刻全面的战争实践，产生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原则。这个原则的精髓就在于“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扬我之长，克敌之短，紧紧把握作战的主动权。十六字诀既是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又是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它为后来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原则的形成，打下了强固的基石。诚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井冈山斗争，对中国革命的道路、人民军队的建设和作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成功探索和初步解决，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开创性的伟大贡献，引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走出危难，迈出胜利发展的第一步。这一伟大斗争蕴涵着的在历史巨变中开创胜利发展新局面的基本经验，至今仍对我们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
井冈山斗争之所以敢为人先，在于有着超乎寻常的革命胆略和气魄。
井冈山斗争期间，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之时。党和革命要走出危机重新振兴，首先要求全党必须具有不被巨大困难所压倒的勇气。作为全局中的一个局部，井冈山斗争也必须具备这种勇气。
不仅如此，井冈山斗争还有其自身要面对的巨大压力。
首先是来自传统观念的压力。党转入武装斗争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率先“上山”，在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这一行动是与传统观念背道而驰的。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都把“上山”看成是“落草为寇”。党的武装斗争要采取“落草为寇”的形式，这是当时党的主流意识所难以接受的，更何况毛泽东率部割据的正是“自来为土匪、散军窟宅之所”的井冈山，这就难免要担戴“上山为匪”的误解和骂名。中共中央在1927年11月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就认为，毛泽东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率部上罗霄山脉是“落草为寇”的行为，决定撤销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委和湖南省委委员之职。在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上，中央仍有同志认为，井冈山上的朱毛红军“带有土匪的性质”。然而，毛泽东并未因此而动摇和放弃在井冈山的斗争，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勇气！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党的五届中央45名委员、候补委员和八七会议后14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成为率先“上山”的第一人！
还有更为巨大和直接的内外现实压力。井冈山斗争始终处于强大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每天面对的都是怎样对付敌人，怎样解决吃穿的难题，而且这种困难一天比一天严重。在这样的困境下，革命队伍内部有人丧失信心而临阵脱逃了，留下来的人当中也有人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六大后的中共中央也认为，井冈山的朱毛红军“处于最危难的关头，甚至有被反动势力消灭的可能”，“集中一处是错误的”，认为坚持井冈山斗争“是没有出路的”，要求朱毛红军将队伍分散到农民群众之中以隐匿目标；甚至要求毛泽东、朱德离开红4军。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下，坚持井冈山的斗争需要何等坚强的革命信心和胆识！
正因为毛泽东、朱德及其战友们具有超乎寻常的革命胆略和气魄，才有了伟大的井冈山斗争。
井冈山斗争，是大无畏的革命胆略的胜利，是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的胜利。它告诉人们：胆略是走出困境乃至危机的先决因素。在困境乃至危机面前，唯有敢于斗争，才能有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才能有战胜困难的决心，才能在困境中看到光明的前途。
井冈山斗争之所以别开生面，在于理论和实践的创新。
井冈山斗争是崭新的创造，既包括实践的创新，也包括理论的创新。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理论对于革命运动的决定作用。当然，这是指正确的革命理论。错误的革命理论，只能导致革命运动的挫折甚至失败。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和北伐战争之所以失败，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错误的“二次革命论”的影响。毛泽东正是吸取这一惨痛的教训，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军队是国家政权主要成份的原理，从当时中国社会政权争夺的现实出发，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论断。井冈山红色政权的产生，就是这一重要论断的产物。
不仅如此，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还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围绕怎样以枪杆子出政权的基本问题，通过井冈山斗争进一步创新了相关的理论。针对道路问题提出了红色政权理论；针对建军问题实行了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举措；针对作战问题总结了游击战 “十六字诀”的基本原则。正是在这些适合中国特点的创新理论，不仅指导井冈山的斗争胜利开展，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理论基础。
井冈山斗争还有一系列实践上的创新。依山割据，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武装反抗封建统治、保存自己力量的方式。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根据党的武装斗争的特点，借鉴并赋予这一形式以新的内容，创造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形式，并使之承担起转换敌我力量对比、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新的使命。红军在井冈山斗争中确立的人民军队建设的政治工作制度，则是对大革命时期我们党与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军队所实行的政治工作制度的革新。红军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中的“敌进我退”和“敌疲我打”原则，则与孙子兵法中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异曲同工。
正是有了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创新，才有了井冈山斗争新局面的开创。它告诉人们，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是开创新局面的前提。而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根本在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按照中国特点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一切有益于我们事业的东西，我们就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井冈山斗争之所以岿然不动，在于不断强化人民军队的建设。
向井冈山进军途中的三湾改编，对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进行了初步的人民军队建设，因此才有了之后的井冈山斗争和红色政权的建立。然而，人民军队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和持续不断的深化过程，三湾改编没有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完成这一任务。
井冈山斗争中，为了使红军成为红色政权的坚强柱石，人民军队的各项建设在继续完善并且不断强化。在加强规章、制度建设的同时，红4军还从多方面加强官兵的思想政治建设。
首先，是强化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三湾改编时，为彻底打碎旧军队的基础，部队中建立了民主制度和士兵委员会，并给了士兵委员会以参与部队管理的很大权力。但矫枉过正，部队中出现了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士兵委员会超越党委领导权擅自决定部队的行动，造成了由湘南农军编成的红29团因冒进湘南而失败。吸取这个教训，中共红4军前委对士兵委员会的权力作了限制，规定士兵委员会必须在党委、支部和党代表领导下开展活动，从而使党委对部队的领导权得到进一步强化。
进而，是采取多种措施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红4军积极在优秀官兵中发展党员，使党员人数扩大到占全军人数的四分之一。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以求从数量上和质量上保证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充分发挥。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把一批政治觉悟高，革命责任心强的基层干部提拔到相应的领导岗位上，并通开办教导队，教导大队和政治训练班加强培养，提高其指挥作战和做思想工作的能力。采取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提高官兵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使官兵在学习文化知识的过程中了解土地革命的知识，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将群众工作列为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使官兵在开展群众工作的过程中增强革命责任心和服务于民的观念。多方面的思想政治建设，使井冈山红军的政治素质不断提高，从而转化为英勇奋战，一往无前的革命气概，一次次地打败了强敌的“进剿”、“会剿”，确保了“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
井冈山斗争期间，“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之所以能够如此，根本在于有一支以服务人民为己任的红军。它告诉人们：人民军队是人民政权的柱石，只有不断强化人民军队建设，特别是强化党的战斗堡垒作用，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人民军队服务人民的政治本色永不改变，人民的政权才能永不变色。
井冈山斗争之所以众志成城，在于党、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团结一致。
井冈山斗争的最大困难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始终处在强敌的包围和进攻之中，作战频繁。其中规模较大的战斗是四次反“进剿”和三次反“会剿”，而小规模的战斗则不计其数。红军、红色政权和根据地人民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对敌斗争的胜负。二是经济严重困难。当时，根据地中相对稳定的区域仅宁冈一县。这是一个偏远的山区小县，人口不过5万，产粮十分有限。井冈山会师后，红4军增加至万余人，吃饭成了头等的难题，以至于不得不让湘南农军大部返回湘南。但这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由于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红军难以到根据地外筹款，根据地与外界的贸易也被隔断，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的日常生活极度困难。连红米饭、南瓜汤都难以保障，只能靠挖野菜充饥；隆冬腊月，多数官兵仍然穿着单衣，夜晚只能钻进稻草堆御寒入眠。因战斗频繁和饥寒交迫造成的大量伤病员，缺乏基本的治疗条件，甚至连消毒用的碘酒都没有。
在这样严重的困难面前，特别是极度困苦的物质生活面前，党和红军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表现出了极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红4军中从军长、党代表到战士、伙夫，吃穿完全一样，领同样的“伙食尾子”。特别是军长朱德，坚持和战士们一同挑粮上井冈山，以致新来的俘虏兵把他当成“伙夫头”。官兵同甘共苦，共度难关，不仅培养了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而且增加了团结一致、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各级党组织和革命政府对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极为关心，在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同时，着力于解决群众的穿衣、吃饭、住房、柴米油盐问题，疾病问题，还有婚姻问题。红军不仅严格执行三条纪律六项注意，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还时常开展助民劳动。这使根据地人民深切认识到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因而倾全力给予支持，除了按规定缴纳公粮外，还纷纷超额送粮，甚至捐钱给红军。
正因为党和红军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生死与共，才有了井冈山斗争的“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它告诉人们：构建和谐社会是党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而要构建和谐社会，军队必须发挥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各级领导必须始终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
井冈山斗争的基本经验和重要启示，蕴涵着井冈山斗争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在逆境和危机面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精神；就是为着党和革命事业，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就是党、军队和人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的精神。井冈山精神，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传承，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力量源泉。
井冈山精神，是井冈山斗争的永恒意义，也是井冈山斗争留给后人永远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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