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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上山”思想
时间:2017-12-01 12:21 来源: 作者: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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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上山”思想由来已久。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处在十分危急的关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十分弱小，要在全国的中心城市与强大的国民党相抗衡，显然是不明智和不可能的。无数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在思考、在探寻一条新的出路。就在这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优秀分子，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汲取了中国历代农民领袖和“山大王”的经验，提出了“上山”的主张，为中国革命的战略转移找到一个落脚点和新的出发点。
中国共产党人的“上山”思想，从现有掌握的史料看，可以追溯到1927年5月上旬。据大革命时期在瞿秋自身边工作的羊牧之回忆：“五次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晚上，我上楼去看秋白，觉得他消瘦了许多，我安慰他说：‘该休息了。’他淡淡一笑说：‘形势紧迫啊！汪精卫与蒋介石暗中勾结，已逐渐转向公开了，我们极有可能要被迫上梁山，我同志要在思想上积极准备，增强党性，严守党的纪律，一切听从党的决定。’他笑了笑又说：‘上梁山就上梁山，我出国去苏联那年，从北京南下到济南向父亲辞别时，虽想到郓城、阳谷、梁山泊一带实地看看，可惜没时间。”‘“1927年5月下旬，在鲍罗廷房间里，召开了一个讨论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会议，有鲍罗廷、瞿秋白、张太雷等参加，会上有人举梁山泊为例，要招兵买马，与反革命进行周旋。”
五大是5月9日结束的，结束后的第二天应是5月11日。这时候，瞿秋白就说要“上梁山”，可见中央高层决策集团已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开始酝酿这种思想。但是，这尚是个人的看法，并未形成中央的决定，而且这种思想仅是萌芽，还处在一种朦胧状态。
最早并明确提出“上山”概念的是毛泽东。
1927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召集“马日事变”中从湖南出来的同志开会，就号召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
1927年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更加明确地提出了“上山”思想，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主要是讨论湖南省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问题。陈独秀在会上提出：国民党各军招兵时，农会会员和自己武装可应招加入。毛泽东却提出了“上山”的主张，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是他长期从事农运、深刻认识中国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结果。只有“上山”，才能“保存实力”，才有办法和希望。这种上山“保存武力”、创造“基础”的思想，使毛泽东能在险恶的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并且在实际斗争中不断得到深化与升华。
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07月20日，中共中央（代号安中原）和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农民部（代号宗容明）发出《中央通告农字第9号一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的文件，明确指出：“农民武装现时没有以‘农民自卫军’‘农军’这类名义公开存在的可能，只能在下面三种形式之下存在：①以合法的名义存在，如‘挨户团’‘保卫团’‘联庄会’之类；②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则随时集中；③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
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又一次深化，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将“上山”与夺取政权联系起来了。
8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瞿秋自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了湖南问题，决定改组中共湖南省委，由毛泽东、彭公达与中共湖南省委商选新省委名单报告中共中央。会议批评了湖南省委（夏曦为书记），认为不应主张湖南组织一个师的军队尾随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而应使湖南形成一个广大基础，将革命力量扩大到全省。在批评中，毛泽东指出：“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个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
毛泽东的这个发言，则进一步反映出他“上山”思想的坚定性。“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在这种坚定的“上山”思想指导下，毛泽东随即起草了一份《湘南运动大纲》。他在大纲中提出一个构想：“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
对此，李维汉曾回忆说：“毛泽东曾提出了一个湘南暴动计划，他（毛泽东）认为即使武装起义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该上山。”
毛泽东当时的设想，是在湘南造成一个以汝城为中心的割据局面，以一师的兵力去推翻和夺取敌人统治的湖南省政府。在当时的形势下，具有这种魄力、胆略的还只有毛泽东。后来因情况变化，他的这一设想未能得到实施。湘赣边秋收起义前后，他的“上山”思想就显得更加明确、竖定和自觉了。
谭震林同志回忆说：“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路线，主张党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推动土地革命，夺取政权。他指出，民众运动没有枪杆子是不行的，须知政权是枪杆子里出来的。当时，瞿秋白曾要他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他回答说：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钟期光也回忆说：1927年8月中旬，“在杨家煅和平江黄金洞交界的‘地方，在一个小屋里，毛主席跟我们十几个人讲了话。毛主席说，我们的’人不多，但我们要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人是最宝贵的，要千锤百炼，要能走路，并说了上山为王的典故”。
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的军事会议上，饶有兴味地听取了安福县农民自卫军负责人王兴亚介绍赣西宁冈、遂川两位“绿林老庚”袁文才、王佐的情况。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在秋收起义的准备阶段中，毛泽东曾考虑过秋收起义的退路问题。起义成功固好，倘若失败则应上山与绿林交朋友，搞武装割据。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部上了井冈山后，立即与当地的两位“绿林头目”——袁文才、王佐交上了“朋友”，这绝对不是偶然的。以后的事实也表明，正是依靠这两位“绿林朋友”的鼎力相助，我党才顺利地在罗霄山脉中段站稳了脚，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当然，在秋收起义失利之后，这种“上山结交绿林朋友”的想法，也是敌人逼迫出来的结果，正所谓“逼上梁山”。
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到秋收起义部队遭受严重挫折时，开始出现一次质的飞跃。即从“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对“上山”后依靠力量的思考，到上山要干一番事业、以“革命的山大王”来对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对此，何长工曾撰文回忆说：在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主张“上山当山大王”。当时，有些人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觉得革命革到上山做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同志耐心地说服大家。他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张、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到了井冈山以后，就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地区有王佐、袁文才两支农民武装……当时不少人主张用武力消灭他们。毛泽东同志不同意，他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肚量太小了。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着呢，历史上有哪个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了！我们要团结、改造他们，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统治阶级就拿我们没办法。”
可见，毛泽东的上山“做革命的山大王”思想，并非一般人所说的上山当“绿林”“响马”，更不是什么“落草”“藏匿”。毛泽东是在熟诸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占山为巢”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革命经验。这种“上山”思想不断发展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条独特的道路。
上山“做革命的山大王”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当年随毛泽东上山、解放后成为我军高级将领的朱良才，在回忆毛泽东讲到上山武装割据和革命根据地的关系时说：“毛主席打了一个通俗有趣的比喻，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屁股一样。因为一个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老是走着，老是站着，定然是不会持久的。脚走酸，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胜利。”
中国革命正是靠着毛泽东这个“革命的山大王”，才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
“上山”，是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前后的三个月中逐步提出和形成的重要思想。“上山”思想的实质，就是将革命工作的重心，从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较薄弱的农村山区去。
从“马日事变”后到秋收起义前毛泽东的历次发言和讲话看，他提出的“上山”思想蕴含着三个当时革命斗争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注重军事斗争，组织革命军队；二是发动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三是上山结交绿林，造成军事基地，即革命根据地。这三个基本问题的思考，构了毛泽东“上山”思想的科学内涵。
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上山”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保存革命武装、积蓄革命力量提供了有效途径。
秋收起义失利后，工农革命军如果继续坚持攻打长沙，那么，必将是以卵击石，造成全军覆没。中国南方的广大山区，地处偏隅，交通闭塞，“山高皇帝远”，敌人鞭长莫及，借此积蓄革命力量，休养生息，徐图发展，然后重振旗鼓，相机夺取政权，乃是万全之策。后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上山”为中国革命的战略转移找到了一个落脚点。
大革命失败后，特别是秋收起义遭受严重挫折后，是继续在中心城市搞暴动，还是到广大的农村和山区去，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抉择。“上山”，即是这个战略转折的开始，就是向农村进军，在农村山区找一个立足点，把进军与退却结合起来。革命军主动退到山区去，是为了进一步在广阔的农村和山区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
第三，“上山”为中国共产党人建立农村根据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迈出了第一步。
上山，固然是被强大的敌人逼出来的行为，但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借鉴历史经验探寻出来的成功之举。倘若不“上山”，就不会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也就没有“以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和实践的产生。正因为把革命的武装力量引上了山，才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设想付诸实施，并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的过程中，探寻出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
随着形势的发展，不仅毛泽东率领的革命武装上了山，后来朱德、彭德怀率领的部队以及地方武装也上了山。湘赣边界的山区，保存和集聚了一批批的武装力量和革命精英，蕴藏着中国革命的火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上山”之举，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成功之路。
中国共产党人的“上山”思想，从现有掌握的史料看，可以追溯到1927年5月上旬。据大革命时期在瞿秋自身边工作的羊牧之回忆：“五次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晚上，我上楼去看秋白，觉得他消瘦了许多，我安慰他说：‘该休息了。’他淡淡一笑说：‘形势紧迫啊！汪精卫与蒋介石暗中勾结，已逐渐转向公开了，我们极有可能要被迫上梁山，我同志要在思想上积极准备，增强党性，严守党的纪律，一切听从党的决定。’他笑了笑又说：‘上梁山就上梁山，我出国去苏联那年，从北京南下到济南向父亲辞别时，虽想到郓城、阳谷、梁山泊一带实地看看，可惜没时间。”‘“1927年5月下旬，在鲍罗廷房间里，召开了一个讨论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会议，有鲍罗廷、瞿秋白、张太雷等参加，会上有人举梁山泊为例，要招兵买马，与反革命进行周旋。”
五大是5月9日结束的，结束后的第二天应是5月11日。这时候，瞿秋白就说要“上梁山”，可见中央高层决策集团已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开始酝酿这种思想。但是，这尚是个人的看法，并未形成中央的决定，而且这种思想仅是萌芽，还处在一种朦胧状态。
最早并明确提出“上山”概念的是毛泽东。
1927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召集“马日事变”中从湖南出来的同志开会，就号召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
1927年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更加明确地提出了“上山”思想，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主要是讨论湖南省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问题。陈独秀在会上提出：国民党各军招兵时，农会会员和自己武装可应招加入。毛泽东却提出了“上山”的主张，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是他长期从事农运、深刻认识中国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结果。只有“上山”，才能“保存实力”，才有办法和希望。这种上山“保存武力”、创造“基础”的思想，使毛泽东能在险恶的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并且在实际斗争中不断得到深化与升华。
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07月20日，中共中央（代号安中原）和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农民部（代号宗容明）发出《中央通告农字第9号一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的文件，明确指出：“农民武装现时没有以‘农民自卫军’‘农军’这类名义公开存在的可能，只能在下面三种形式之下存在：①以合法的名义存在，如‘挨户团’‘保卫团’‘联庄会’之类；②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则随时集中；③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
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又一次深化，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将“上山”与夺取政权联系起来了。
8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瞿秋自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了湖南问题，决定改组中共湖南省委，由毛泽东、彭公达与中共湖南省委商选新省委名单报告中共中央。会议批评了湖南省委（夏曦为书记），认为不应主张湖南组织一个师的军队尾随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而应使湖南形成一个广大基础，将革命力量扩大到全省。在批评中，毛泽东指出：“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个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
毛泽东的这个发言，则进一步反映出他“上山”思想的坚定性。“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在这种坚定的“上山”思想指导下，毛泽东随即起草了一份《湘南运动大纲》。他在大纲中提出一个构想：“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
对此，李维汉曾回忆说：“毛泽东曾提出了一个湘南暴动计划，他（毛泽东）认为即使武装起义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该上山。”
毛泽东当时的设想，是在湘南造成一个以汝城为中心的割据局面，以一师的兵力去推翻和夺取敌人统治的湖南省政府。在当时的形势下，具有这种魄力、胆略的还只有毛泽东。后来因情况变化，他的这一设想未能得到实施。湘赣边秋收起义前后，他的“上山”思想就显得更加明确、竖定和自觉了。
谭震林同志回忆说：“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路线，主张党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推动土地革命，夺取政权。他指出，民众运动没有枪杆子是不行的，须知政权是枪杆子里出来的。当时，瞿秋白曾要他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他回答说：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钟期光也回忆说：1927年8月中旬，“在杨家煅和平江黄金洞交界的‘地方，在一个小屋里，毛主席跟我们十几个人讲了话。毛主席说，我们的’人不多，但我们要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人是最宝贵的，要千锤百炼，要能走路，并说了上山为王的典故”。
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的军事会议上，饶有兴味地听取了安福县农民自卫军负责人王兴亚介绍赣西宁冈、遂川两位“绿林老庚”袁文才、王佐的情况。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在秋收起义的准备阶段中，毛泽东曾考虑过秋收起义的退路问题。起义成功固好，倘若失败则应上山与绿林交朋友，搞武装割据。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部上了井冈山后，立即与当地的两位“绿林头目”——袁文才、王佐交上了“朋友”，这绝对不是偶然的。以后的事实也表明，正是依靠这两位“绿林朋友”的鼎力相助，我党才顺利地在罗霄山脉中段站稳了脚，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当然，在秋收起义失利之后，这种“上山结交绿林朋友”的想法，也是敌人逼迫出来的结果，正所谓“逼上梁山”。
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到秋收起义部队遭受严重挫折时，开始出现一次质的飞跃。即从“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对“上山”后依靠力量的思考，到上山要干一番事业、以“革命的山大王”来对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对此，何长工曾撰文回忆说：在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主张“上山当山大王”。当时，有些人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觉得革命革到上山做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同志耐心地说服大家。他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张、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到了井冈山以后，就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地区有王佐、袁文才两支农民武装……当时不少人主张用武力消灭他们。毛泽东同志不同意，他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肚量太小了。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着呢，历史上有哪个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了！我们要团结、改造他们，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统治阶级就拿我们没办法。”
可见，毛泽东的上山“做革命的山大王”思想，并非一般人所说的上山当“绿林”“响马”，更不是什么“落草”“藏匿”。毛泽东是在熟诸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占山为巢”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革命经验。这种“上山”思想不断发展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条独特的道路。
上山“做革命的山大王”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当年随毛泽东上山、解放后成为我军高级将领的朱良才，在回忆毛泽东讲到上山武装割据和革命根据地的关系时说：“毛主席打了一个通俗有趣的比喻，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屁股一样。因为一个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老是走着，老是站着，定然是不会持久的。脚走酸，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胜利。”
中国革命正是靠着毛泽东这个“革命的山大王”，才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
“上山”，是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前后的三个月中逐步提出和形成的重要思想。“上山”思想的实质，就是将革命工作的重心，从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较薄弱的农村山区去。
从“马日事变”后到秋收起义前毛泽东的历次发言和讲话看，他提出的“上山”思想蕴含着三个当时革命斗争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注重军事斗争，组织革命军队；二是发动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三是上山结交绿林，造成军事基地，即革命根据地。这三个基本问题的思考，构了毛泽东“上山”思想的科学内涵。
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上山”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保存革命武装、积蓄革命力量提供了有效途径。
秋收起义失利后，工农革命军如果继续坚持攻打长沙，那么，必将是以卵击石，造成全军覆没。中国南方的广大山区，地处偏隅，交通闭塞，“山高皇帝远”，敌人鞭长莫及，借此积蓄革命力量，休养生息，徐图发展，然后重振旗鼓，相机夺取政权，乃是万全之策。后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上山”为中国革命的战略转移找到了一个落脚点。
大革命失败后，特别是秋收起义遭受严重挫折后，是继续在中心城市搞暴动，还是到广大的农村和山区去，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抉择。“上山”，即是这个战略转折的开始，就是向农村进军，在农村山区找一个立足点，把进军与退却结合起来。革命军主动退到山区去，是为了进一步在广阔的农村和山区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
第三，“上山”为中国共产党人建立农村根据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迈出了第一步。
上山，固然是被强大的敌人逼出来的行为，但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借鉴历史经验探寻出来的成功之举。倘若不“上山”，就不会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也就没有“以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和实践的产生。正因为把革命的武装力量引上了山，才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设想付诸实施，并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的过程中，探寻出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
随着形势的发展，不仅毛泽东率领的革命武装上了山，后来朱德、彭德怀率领的部队以及地方武装也上了山。湘赣边界的山区，保存和集聚了一批批的武装力量和革命精英，蕴藏着中国革命的火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上山”之举，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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