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历：贺子珍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一位重要的女性。她和毛泽东一起经历了中国革命最艰难、曲折的那一段阶段，是红军时期我军少数女将之一。
　　　贺子珍是一朵绚丽的“井冈之花”。她在大革命的疾风骤雨中成长，在井冈山血与火的枪林弹雨中成熟，历经了红色军队从 初始到壮大的全过程。她的身上凝聚了红军女战士的种种美德，她的命运同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和顽强不屈的历程分不开，她的无私精神和品质是井冈山红色战士的光辉写照。
　　　贺子珍与毛泽东的情感故事，有欢笑，有泪水，也有曲折。她的人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但是，她的品质，她的故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金子般的品格和母性的光辉，震撼人心。
　　　本书在充分挖掘史实，采访许多当事人的基础上，力求真实、客观地记录贺子珍刚柔兼备的英雄人生，摒弃了许多不实的传说，展现了她与毛泽东整整十年共同生活及其传奇的人生经历，读之荡气回肠，令人潸泪下。
　　　谨以此书献给建党90周年和贺子珍诞辰103周年。

　　　第二章 永新县第一任妇女部长
    　1.贺子珍16岁入团，在兄妹中最早参加革命组织
    　千年“经书”管束不了贺焕文的两个女儿，革命滚滚向前的浪潮开始把她们推向斗争的最前列。
    国共两党合作之后，大革命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小小的永新县城再也不是一块宁静如昔的地方，大山外的任何一件大事小事都能激起浪花。轰轰烈烈的国共合作，早已经把永新——吉安——南昌——广州——上海——全国连接起来了。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厂商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组织演讲队走向街头抗议帝国主义暴行。下午两三点钟，租界捕房出动大批巡捕在浙江路一带殴打和驱散演讲队员和听讲群众，100多人被捕，关入南京路老闸捕房。消息传出，所有演讲队涌向南京路。一下子，南京路上人山人海，汇集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工人、店员和市民群众，人群中旗子挥舞，传单纷飞，“打倒帝国主义!”“释放被捕的中国人!”“收回租界!”口号声如滚滚春雷，一浪高过一浪。在口号声中，示威群众像洪水一样冲向老闸捕房，强烈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同胞。4点钟左右，英国巡捕竟悍然向赤手空拳的人群开枪。霎时间，枪声大作，血肉横飞，13人当场被打死，几十人被打伤。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上海五卅惨案后，全国立即掀起了反帝斗争的高潮。江西也展开了以声援上海人民为中心的反帝运动。赵醒侬站在这个运动的前列。6月3日，南昌市各界代表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惨杀上海同胞江西后援会”；6月5日，南昌3万多人举行集会，由赵醒侬担任大会主席，大会发出通电，坚决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表示江西人民誓作他们的后盾，同时通告全省各县市组织大规模的反帝群众运动。会后，赵醒侬等带领群众冒雨游行。6月14日，上海学生代表三人途经南昌，向各界人民陈述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真相，南昌人民更加愤怒；18日，群众举行了第二次示威游行；6月30日，后援会又举行了公祭上海、青岛和汉口惨案中遇难烈士大会。
    　这时，适逢学校放暑假，赵醒侬和党、团组织研究决定，乘学生放假回家之际组织党、团员带领学生下乡宣传，把革命思想灌输到基层去，将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一边开展反帝反封建军阀活动，一边拓展党团组织，于是，南昌中等学校的学生踊跃下乡，奔赴江西各地。

     8月，欧阳洛和刘真、王怀等从吉安被派回永新，从事宣传活动。
    　欧阳洛是年初从江西第一师范毕业的。毕业不久，他即被赵醒侬派到吉安进行革命活动，在吉安，他先后发展了在吉安第七师范和阳明中学读书的永新籍学生王怀、刘真、刘作述、刘家贤等10余人为党员。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和刘真等人以第七师范为据点，组织吉安声援五卅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
    　吉安的声援上海的行动传到了永新时，贺子珍高兴地对妹妹贺怡说：“那些东洋人杀我同胞，日子也难过了!”
    　贺怡举拳高呼着：“不怕继续流血牺牲!”
    　　她这一喊，让小妹贺先圆听见。她赶紧拿了一把菜刀，跑过来，问道：“姐姐，你们要杀谁呢？”
    　贺子珍看着12岁的小妹，大笑着：“我们谁也不杀，就杀洋人!”
    　这时，温杜秀从前院回来，见小先圆拿着一把菜刀锋光闪闪，连忙取回菜刀：“你们三个要做什么？”
    　“姐姐要杀洋人!”贺先圆说道。
    　“不要胡来!”温杜秀瞪了女儿一眼。
    　欧阳洛带着反帝斗争的余热来到永新，先是在北乡田南、樟桥、古竹村创办农民夜校，吸收青壮年农民参加学习，向农民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教育，接着，他又和王怀一起，在永新县城秀水小学创办平民夜校，吸收县城苦力工人、学徒、进步知识分子100余人，以识字教育为名，灌输革命思想。
    　欧阳洛、刘真等来到永新，永新的面貌焕然一新。他们来到永新县后，和贺子珍的接触更多了。他们办平民夜校，贺子珍姐妹时常前来帮忙。
    　久而久之，欧阳洛发现贺子珍不仅为人热心，而且是个闹革命的好苗子，于是就找到她：
    　“你也参加平民夜校的组织工作，好么？”
    　欧阳洛一讲明意思，贺子珍马上点头应允。
    　就这样，贺子珍成了贺家兄妹中最早参加共产党活动的革命者。
    　这时，贺子珍还未满16岁。因为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贺子珍很快就接受了新的思想，随即，她在欧阳洛等人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贺子珍在秀水女子学校一边读书，一边积极到欧阳洛创办的平民夜校里上课。
    　渐渐地，她把学校作为革命的活动舞台，积极开展学生运动，宣传革命，为此，她还秘密地发展了一批热心的革命的同学，并发展他们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2.贺敏学跟着袁文才在井冈山“吊羊”
    　　在贺子珍积极为党工作的时候，哥哥贺敏学正跟着袁文才在井冈山上劫富济贫，四处“吊羊”。
    　　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很快也影响了在深山老林的马刀队。1925年9月，经过一番接洽，袁文才率领一支30多人枪的队伍下山，移住茅坪攀龙书院，就任了宁冈县保安团长。
    　　此番下山，袁文才称自己是“被招了安”。他此次被“招安”是宁冈县长沈清源亲“招”的。
    　　原来，宁冈县有个进步青年叫龙超清，是江西省参议会议长龙清海的儿子。他随父在南昌第二中学读书，与同时在南昌读书的刘辉霄、刘克犹、谢希安等六七个宁冈籍青年过从甚密，几人时常在一起倾心交谈。在赵醒侬等的启发和教育下，他们秘密阅读马列主义和宣传新文化运动的进步书籍，很快接受了新思想，并先后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4年刘辉霄先期从法政学校毕业，回到家乡，在宁冈新城开办了一所新型学校——“文明小学”，并自任校长。随后他又与龙超清等组织了“文明社”，公开与地主豪绅组织的“新民社”相抗衡。
    　　此时，宁冈县县长沈清源为本县极不稳定的政局大伤脑筋。他怕文明社与新民社这左右两派组织公开争斗引起祸端，更对井冈山袁文才的马刀队望而生畏，多次派兵“进剿”均告失败。于是，他左想右想，希望用招抚的办法使马刀队下山归顺县府，以了心腹之患。可是，他既不敢亲自出马，又一时找不着合适的说客。
    　　1925年4月，刘辉霄得知县长沈清源正为找不到上山的说客而发愁。于是，通过龙超清与北洋军阀部队刘汉涛营七连连长王德文的私人关系，与龙超清一起说通了王德文，两人一起找县长沈清源献策，自告奋勇愿去井冈山招安马刀队下山。县长沈清源正求之不得，心中甚是高兴，但是他又有一些担心，说：“这个办法好是好，就怕不可靠。”

     龙超清说：“这些年来，井冈山连年匪患四起，也是衙门和豪绅压迫太甚的结果。官逼民反，势在必然。袁文才等人上山拉马队，也是被逼而为，县长下令招他们下山，没什么不可靠的。”
    　刘辉霄也说：“你们年年剿匪，年年烧杀，剿了多少匪？”
    　他接着指出：“前不久，你们在茅坪大陇一带剿匪，杀了48个人，其中只有一个当过绿林，其他都是无辜百姓，这样做能不引起宁冈人民的反对吗？把袁文才请下山，宁冈局势就稳了!”
    　沈清源觉得有理，立即委派龙、刘和王德文三人为县长的代表，径直上山，招抚马刀队。但是，此时，边界的土客籍界限是非常清楚的。龙超清和刘辉霄都是土籍人，马刀队的人却都是客籍人。这种土客籍的矛盾，在宁冈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井冈山附近几股绿林，由于豪绅地主和军阀部队的不断剿匪，有的逃跑，有的招安受骗被剿灭了。这更引起马刀队的警惕。
    　刘辉霄会说一口十分流利的客籍话。他家靠近柏路的小壤有成片的森林，那一带山林全住着客籍人。每年他都要跟随父亲到那里去巡视他家的山林，和那里住着的客籍人关系很好，并学会了他们的语言。同时，通过他的姐夫刘克犹等人的亲属关系结识了袁文才。而刘辉霄的才学又为袁文才所钦慕，这就为劝说袁文才下山提供了条件。
    　1925年7月的一天，龙超清和刘辉霄、王德文来到上坑，与马刀队的头目胡亚春、何正山、袁文才、李松山、李少恒、贺敏学等会谈。
    　谁知一谈，当刘辉霄介绍龙超清是江西议会议长龙清海的儿子时，贺敏学哈哈大笑，说道：“自家人自家人!”
    　刘辉霄有些奇怪地问道：“如何这样说？”
    　贺敏学笑着指着袁文才说：“他还为你父亲竞选议长出过力。”
    　“此话怎讲？”
    　袁文才笑笑说道：“那是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建立北伐大本营，准备北上讨伐北洋军阀时，江西拉开了宪政的序幕。你父亲龙清海先生在南昌参加竞选江西省议长，拨了一笔经费到家乡宁冈拉选票。谢冠南主持为龙先生拉票活动，但是，他贪婪本性难改，利用手中的权力想独吞这笔经费。我得知这一消息后，暗中作了准备，投票选举那天，我突然当众揭露了谢冠南的舞弊行径。”

 

     “袁大哥这一下弄得一方名士谢冠南当众出丑，狼狈不堪。你父亲还专门为此写信给袁大哥表示感谢呢!”贺敏学说。
    　有了这些作铺垫，众人一下子就亲近多了。
    　随后大家开始了正式会谈。
    　此次龙超清和刘辉霄、王德文没携带任何武器，来到井冈山会见袁文才。袁文才虽以礼相待，但是私下里总结了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的头领都是因为上了官府“招抚”骗局的当才掉脑袋的教训，为防不测，他对龙、刘、王三人的到来，以礼相待的同时，大山寨的四周加布了岗哨，设下伏兵，保持高度警惕。经过交谈，袁文才感到龙、刘、王三人真诚相待，愿意下山与官府进行谈判。但同时，袁文才却又担心下山谈判时的安全，刘辉霄提出愿以自己为人质，“换取袁大哥下山。”当即，刘辉霄和袁文才结成拜把兄弟，成了生死之交。
    　袁文才完全消除了疑虑，表示同意下山谈判。
    　数日后，袁文才按约定的时间，带着亲信李筱甫等数人赴宁冈新城同县长沈清源谈判。
    　在谈判中，袁文才提出受编不受调、下山不交枪等条件。沈清源不肯答应，要袁文才投降。袁文才坚持说：“组织自立，行动自主，这是寸步不能让的，否则，宁愿不下山。”最后，由于龙超清等在沈清源面前说明利害，竭力周旋，沈清源终于全部接受了袁文才提出的条件。谈判达成协议，袁文才同意将马刀队改编为宁冈县保安团，并由自己亲任团长。
    　为防意外，袁文才在下山之前，把对下山受编持异议的胡亚春等部分人枪仍留在井冈山以观动静，粮饷和给养均由县府供给。
    　袁文才偕同李筱甫带领30多个人、12支枪，来到县城，接受招安，改编为保安团。贺敏学不愿在宁冈为官，于是回了老家永新。其他人则被县府委任为保安团副团长、队长、副队长、教育官、稽查员等。
    　袁文才招安后，这支队伍的领导权依然牢牢地掌握在袁文才及其心腹的手中。豪绅地主和官府对他们不敢轻举妄动。1925年年底，袁文才率部进驻砻市。第二年又移驻县府所在地新城。这时，保安团在袁文才的领导下成为控制全县政局的一支主要的武装力量。县长沈清源认为袁部已经接受改编，匪患已告平复，便先后将在县内驻扎的“剿匪”军阀部队撤走，这样“匪患”一除，宁冈县就宣告“天下太平”了。
    　贺家大小见到贺敏学下山归来，十分欣喜。
　　3.“国民革命一定会成功的”
    　袁文才、贺敏学一下山，山下的世界已是风雨翻滚，遍地惊雷了。
    　这时，由于国共合作，南方革命的潮流继续高涨，广州的国民政府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不断增强，在北方，各军阀冲突不断，危机加深。1925年10月，控制浙江的孙传芳，纠合福建、江西、江苏等省的地方军阀，自任浙闽皖苏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发动反奉战争，很快把奉军驱赶出苏、皖两省。直系军阀吴佩孚也东山再起，在汉口以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名义反奉。
    　中国共产党决定利用反奉战争的有利形势，积极推动全国各界进行反奉倒段的斗争。1925年冬开始，北京、上海、南京、汉口、开封等地相继爆发反对奉系军阀和段祺瑞政府的群众示威活动。全国反奉运动的高涨，促使奉军内部发生分裂。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到11月，粤军叛将陈炯明的主力被歼灭，东江平定，东征取得全面胜利，广东革命根据地基本上统一。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反动派日益恐慌，各派军阀企图结成反革命联盟，向革命势力进攻。直、奉系两大军阀联合，在北方以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主，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南方以直系军阀吴佩孚为主，联络孙传芳及湘、桂、黔、赣各地方军阀，组织所谓“讨赤联军”，并调集其在湖北的全部兵力和河南、江西的部分兵力，准备进攻广东，从四面八方围攻广东革命根据地。广东国民政府命令叶挺独立团进入湖南前去迎敌。
    　叶挺独立团进入湖南后，沿途都受到工人、农民、学生们的热烈欢迎，这对官兵鼓励很大，部队战斗情绪很高。1926年5月31日晚上，叶挺独立团(缺第一营)进到湖南永兴县城，6月1日冒雨强行军，黄昏到达安仁的梁城，第二日上午赶到茅坪、砻市西边的安仁城，3天后，又占领安仁东北的攸县，共击溃敌人6个团，毙伤俘敌200多人，自己只伤亡60余人，旗开得胜。
    　　叶挺独立团在安仁、攸县取得首战大捷，粉碎了吴佩孚进攻湘南的计划，吴佩孚在湖南战场遂采取守势。

    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发出《北伐宣言》，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下达了“北伐动员令”。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市东校场举行北伐誓师大会，北伐正式出师，大革命进入高潮。
    　就是在这个革命高潮中，贺子珍转为了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入党介绍人就是欧阳洛和刘真。此时，永新的党组织认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首先要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共产党员，让他们懂得巩固国共合作的重要，自觉地拥护和支援北伐战争，于是开办了政治夜校。政治夜校是男女合校的，不仅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参加，一些拥护大革命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来听课。这是永新第一个男女合校的学校。夜校一共办了几个月。欧阳洛、刘真等，轮流给大家讲课。
    　贺子珍入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永新政治夜校。她白天在秀水女学上学，晚上到政治夜校听课，还要抽时间做革命工作，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她的妹妹贺怡，也总像影子一样跟着她。姐姐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姐姐做什么工作，她总是最得力的助手。两姐妹每天很晚才回家。
    　两个女儿整天不着家，越来越引起贺焕文和温杜秀的忧虑：她们是不是投奔革命去了？当革命党可是要杀头的呀!这天晚上，夫妇俩都没有睡，秉烛等待两个女儿归来，他们决定同女儿摊牌了。
    　当姊妹俩有说有笑地推开家门的时候，迎面见到双亲端坐在堂屋，板着面孔。父亲劈头就问：
    　“你们又疯到哪里去了？这么晚才回家！”
    　平时最温柔的母亲这时也拉下了脸：“女孩子家，成天在外面疯疯癫癫，也不怕别人说闲话了？”
    　贺怡性格泼辣，心直口快，一句话就把父母顶回去：“我们又没干见不得人的事，怕什么说闲话，谁愿意说什么就说去!”
    　贺子珍也说道：“娘，我们做的都是正经事，要打倒土豪军阀……”

贺子珍的话还没说完，父亲贺焕文就厉声说：“这就更糟糕，造反是要杀头的!连我们这两条老命都要搭上，你们还要不要这个家？”
    　母亲也赌气地说：“你们要再疯下去，趁早我们死了算了。”
    　父母如此声色俱厉，贺子珍感到，整天不着家，也该跟父母好好说一说了。她拉着妹妹坐到父母旁边，然后细细地同他们讲起军阀丘八的可恶、地主豪绅的盘剥以及国民革命的重要性。
    　土豪军阀欺压百姓，还用得着贺子珍多说？这些年来贺焕文夫妇在茶馆里见到的、听到的比贺子珍了解来的多得多，他们自己也是深受其害。说到革命，他们从内心里也赞成、同情。但是，他们顾虑的是：革命能成功吗？这些军阀、土豪能打倒吗？万一打不倒，不就家破人亡了吗？贺子珍滔滔不绝地说着，贺焕文的心思却转到了革命的危险上：“革命革命，革命能成功吗？”
   　 贺子珍动情地说：“国民革命是一定会成功的!你们看，就我们县里，有多少人都行动起来了，广东一片红火，你们不知道吗？土豪军阀马上就可以打倒!到那时候，就没人能压迫我们，谁也不敢横行霸道、欺负人了!”
    　贺子珍说得那么肯定、那么自信。是啊，此时革命形势是那样蓬勃，势不可挡。广东已是一片红火，国民革命风起云涌，贺焕文也早就有所闻了。这时，贺子珍又给父母亲描绘国民革命胜利后的未来，这是她梦寐以求的理想。贺怡也睁着大大的眼睛，充满幻想地说：“经过北伐以后，大地上的污泥浊水就荡涤殆尽了!”
    　两个女儿把父母亲说得连连点头。
    　最后，贺子珍又进一步说：“支援国民革命，人人都有份，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做一个漠然无知的人!拿出行动来支持革命，是每个热血青年应该做的。”
    　父母亲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了。
　   4.“永新三贺”遐迩闻名
    　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后，1926年7月11日占领长沙，威胁江西，江西军阀一下子变得恐慌起来，江西与湖南接壤的井冈山诸县革命形势迅速高涨。
    　7月的一天，贺子珍接到通知，到龙家祠开一个会。
    　她走进会场，竟然看到妹妹贺怡和哥哥贺敏学坐在那里。
    　直到这个时候，她才知道，原来妹妹和哥哥也早就和党有联系，并且都入团了。这是永新县第一次党团员大会，讨论永新县的党组织怎样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推动永新县革命形势的发展。
    　贺子珍在这次会议上，初次领会到共产党大会的严肃性，这让她越发感到自己肩上的重任了。会议决定派欧阳洛、王怀等人到湖南茶陵迎接北伐军；贺敏学、刘作述和其他党员分成四个组分别到东乡、西乡、南乡、北乡等地发动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进行北伐宣传，并建立党的组织；贺子珍和贺怡留在县城进行迎接北伐军进驻永新的宣传工作。为了迎接北伐军的到来，欧阳洛还指定了颜勇任永新县农民自卫队总指挥，贺敏学为副总指挥。
    　北伐军的胜利进军为永新增添了革命的气氛。军阀陈修觉盘踞在永新多年，耀武扬威，这一下却害怕了。他日夜睡不着觉，敲着自己的脑袋对小老婆说：“我陈老三在永新作恶太多，肯定为国民革命军所不容，这颗脑袋只怕难保住了!”
    　小老婆一听，吓得忙钻进他的怀里，着急地说：“你还不快想办法？当家的男人反应缓，我们女人家都要跟你受挂累了啊!”
    　一语提醒梦中人，陈修觉马上吩咐全家准备逃走。临走前，他脑袋一拍，把县商会的几个头头叫来：“北伐军马上就要打到永新来了，省里方督办下令各县集款抗敌，永新摊派10万大洋，要保平安，你们就掏钱!”

    “这……这……”商会的人不愿意掏。
    　“这、这……什么？!”陈修觉眼珠子一瞪，“不掏钱，谁来保你们？”
    　陈修觉在永新10多年，一直说一不二，商会头头哪敢再说不掏，回去后，东凑西凑，弄来了两万大洋。陈修觉拿了这两万大洋，把家里细软一卷，留下亲信陈首菊率一连人马在永新，自己带着小老婆逃到吉安去了。
    　商会的老财们可没吃过这哑巴亏，陈修觉一走，他们马上转向全县挨家挨户强行摊派，企图从民众那里搜刮回被陈修觉卷走的钱。
    　然而，这一次，地主老财们打错了算盘，他们为虎作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颜勇和贺子珍等人坚决反对摊派，马上组织一个反摊派的群众大会，几百名工人、农民和学生都来参加。大会上，永新各界的左派代表纷纷上台讲话，贺子珍也登上主席台，大声说：
    　“一切祸国殃民的军阀就要垮台了!国民革命军马上就要来到永新，光复永新!商会过去同陈修觉一个鼻孔出气，欺压老百姓。现在陈修觉看到自己的丑行快败露了，卷钱逃跑，商会为虎作伥，要全县人们分摊陈修觉卷走的巨款，真是欺人太甚!我们能答应吗？”
    　全场群众发出了怒吼：“我们不知道这事，绝不答应!”
    　大会群情激昂，对陈修觉和商会口诛笔伐。散会后，群众在贺子珍等人的带动下，又举行了反摊派的示威游行。下午三时，游行队伍来到了县商会门前。
    　商会的老财们在陈修觉面前唯唯诺诺，敢怒不敢言，但是面对老百姓，他们却是凶神恶煞。现在，商会头头看到如此多的群众聚集在门外，马上命令团丁：“把枪扛出来，装上子弹。”
    　于是，团丁马上行动，对着示威的群众瞄准，以武力进行威胁。
    　面对商会老财们的淫威，人们更加愤怒了，纷纷准备向前去反抗。这时，下乡组织农民协会的贺敏学、刘作述等正好回到县城，目睹这一切，立即加入游行队伍。眼见团丁把枪弄得“哗哗”响，贺敏学大喊一声：“缴掉商会的枪!”

    “上啊!”群众立即像潮水一样拥进商会，徒手同团丁搏斗起来。
    　永新城里的百姓早就对老财们欺压百姓义愤填膺，他们赤手空拳与团丁搏斗，一个个英勇无比。贺子珍也冲进了商会，参加缴枪的行动。她虽是个女孩子，但英勇如同男儿。结果，商会团丁的30支枪全部被群众缴掉。
    　这一下商会的头头全泄了气，只好取消了摊派活动。
    　这次在永新县第一次显示了革命的威力，人们第一次尝到革命的甜头。贺子珍他们还没有见到北伐军，就已经为国民革命军的入城打下了群众基础。年轻的贺子珍也第一次经受了群众运动风雨的洗礼。
    　此时，欧阳洛等人已赶到湖南茶陵，他们找到了北伐军负责人朱耀华，向北伐军介绍了赣西情况，表达了永新人民欢迎北伐军的心愿。朱耀华欣然同意东进赣南，马上与欧阳洛等人共同商讨了进军永新的问题。
    　在革命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江西群众运动迅猛发展之时，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也更加激烈，各地军阀更加暴露出狰狞面目。
    　当国民革命军占领湖南后，江西直接受到威胁，自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北洋军阀孙传芳，一方面把20万主力部队集中在江西一带，准备孤注一掷，另一方面命令他的爪牙赣军总司令邓如琢加紧摧残革命力量。邓如琢以检查户口为名，查封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逮捕办事员四人，并将各项重要文件一起抄去。与此同时，军警密探四处活动，对邮电、行人强行进行检查，集会、结社全被禁止，南昌城处于白色恐怖之中。邓如琢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各地纷纷函电谴责。邓如琢慑于革命声势，不得不指令启封国民党省党部，释放被捕人员。但是，南昌的形势仍然十分恶劣。此时，赵醒侬仍然在坚持工作，邓鹤鸣劝他：“敌人这么疯狂，你暂时隐蔽一下吧!”
    　他坚定地回答：“我负有责任，不能隐蔽，准备牺牲。你先去九江避避，我留下来。”1926年8月19日下午，赵醒侬冒着酷暑，在明星书店办公。刚走到百花洲附近，便衣侦探突然拦住他的去路，不由分辩把他押送到稽查处，接着，军警又搜查和封闭了明星书店、黎明中学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机关，逮捕了4名工作人员。

 

    赵醒侬被捕后，由稽查处押解到军法处。江西警备司令刘焕臣亲自审讯，严刑拷打，妄图迫使赵醒侬招认是共产党的宣传员。赵醒侬严守党的秘密，坚贞不屈。9月初，湖南、湖北两省战局胜利在望，北伐军开始向江西推进，逼近南昌。邓如琢看到自己末日来临，悍然下令以“宣传赤化，图谋不轨”的罪名，杀害赵醒侬。
    　9月16日凌晨，赵醒侬被秘密地押到德胜门外芝麻田里。他见军警林立，知道敌人要下毒手，于是要求书写一份遗书，但却遭到横蛮拒绝。随即，凄厉的枪声响了，燃起江西革命烈火的第一人赵醒侬英勇就义。
    　烈士的血没有白流。就在赵醒侬壮烈牺牲的这一天，北伐军从茶陵经莲花，浩浩荡荡来到永新。
    　北伐军开进永新的那天，禾川镇城门洞开，万人空巷，全城老百姓几乎都是倾家出动，纷纷来迎接革命军，有的在路边放上茶水，有的还摆上了刚从山上摘下的栗子。贺子珍和同学们手里拿着彩色小旗，站在群众的队伍中喊着口号：
    　“欢迎革命军进城!”
    　“打倒土豪劣绅!”
    　贺子珍的双亲贺焕文和温杜秀也高兴地举着小旗加入了这激动人心的场面。全国解放后，贺子珍回忆这段时期的活动，仍然很有感触地说：
    　迎接北伐军到来的那一天，我们永新县城真是热闹极了，北伐军穿着一身灰布军装，队列十分整齐，威武雄壮地开进城里来。全城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出来迎接，他们争着要看看革命军的军威。在北伐军进城的前夕，我一夜未睡，和师生们一起连夜赶制了一面面小红旗，上面写着欢迎北伐军等标语，发给去欢迎北伐军的每一个人。我和妹妹一同站在欢迎的行列里，手里拿着小红旗，领着群众高呼口号。那时候，革命的形势是多么好啊!在欢迎的群众队伍中，也有我的父亲和母亲，挈领着弟弟和妹妹。他俩举着小红旗，兴奋得热泪盈眶!
　　　北伐军开进永新城时，陈修觉留下的陈首菊一连人马闻风而逃，北伐军没放一枪就占领了县衙。陈首菊一逃，陈修觉控制的县衙门被捣毁，“明镜高悬”的牌子被砸了个稀巴烂，县长包上大印，夹着尾巴仓皇逃到吉安去。县团防局的兵丁缴械投了降，商会的大财主们也是凉透了心，惊呼：“属于我们的好日子过去了。”而老百姓们却一个个扬眉吐气。
    　第二天，秀水小学的操场上召开军民联欢大会。主持人就是欧阳洛。他向全县人民正式宣布：“永新光复了!”
    　台下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全县人民沉浸在欢乐之中。在联欢大会上，许多人表演了精彩的节目。贺子珍登台，独唱了一首，赢得了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紧接着，永新县以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为领导，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永新县党部和永新县行政临时委员会等领导机关。县党部设常务委员会，许多共产党员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的双重身份参加了党政领导工作。县党部委员会的主席是国民党的左派周继颐，副主席是共产党的欧阳洛。常委会下面设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部。
    　贺子珍加入了国民党，并以跨党分子的身份，担任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同时她又是妇女部部长，并兼共青团县委副书记。
    　贺敏学担任了商民部部长、团县委书记。
    　贺怡为妇女部副部长。
    　一时“永新三贺”为人称道，遐迩闻名。
    　贺子珍是永新县第一任妇女部长。这一年，她才17岁。

    5.“此时不反，更待何时！”
    　永新光复，井冈山诸县风声鹤唳，地主老财和军阀丘八闻风而逃，这时，宁冈县境反动武装力量空虚。一个傍晚，龙超清来到了袁文才的住处，一屁股坐下就说：“老袁，永新都光复了，你还不行动？”
    　此时，龙超清已加入共产党，并受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在宁冈秘密成立了党支部。
    　袁文才一听此言，问道：“你是说反了这县衙？”
    　“此时不反，更待何时!”龙超清反问道。
    　“好!老子早就想造反了!马上就干!”
    　袁文才与龙超清经过周密策划与安排，在深秋的一个夜晚，袁文才突然率部包围了县政府。
    　反动团丁拒不缴械，袁文才毫不犹豫，大喊一声：“打!”
    　枪声划破了宁冈县城，不到一个时辰，袁文才的队伍就缴了县清乡局的全部枪支，当场擒获了作恶多端的劣绅谢述庭，并将县长沈清源驱逐出宁冈县境。
   　 袁文才率部起义胜利后，立即宣布：“宁冈光复!”
    　第二天，宁冈县召开群众大会，会上成立了以龙超清为主席的宁冈县行政委员会，袁文才担任了宁冈县行政委员常务军事委员，主管全县的军事工作。保安团也随即改编为宁冈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被任命为宁冈县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与此同时，县工会、农会、商会和学生联合会等革命团体也相继建立。
    井冈山烈火熊熊燃烧着，昔日沉寂的山区热闹起来了。

    6.贺氏三姐妹带头剪发，成为县城一大新闻
    宁冈也光复了，永新更是备受鼓舞，在大革命浪潮推动下，永新城乡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段时间，贺子珍又是县党部委员，又是妇女部部长，并且她还在秀水学校读书；身上的担子十分繁重，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此时军阀一倒，反封建的思潮一涌而起，辫子也被革命派当作满清贵族和守旧的标志。贺子珍想，要革命就要铲除封建残余，现在男女平等，男的都剪了辫子，留了短发，我们妇女为什么还要拖条辫子呢？我也要留短发。于是，贺子珍决定带头剪发。从上学时起，贺子珍就留了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她的头发乌黑如漆，散开来，如同光滑的黑缎子一样美丽，正是这美丽的头发，为少女时代的她平添了无限的魅力。她也很爱这条美丽的辫子，闲来无事，或者看书，或者谈天，都爱轻轻抚弄它。可是现在，她不仅觉得辫子碍事，每天的时间要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没有时间梳理它，而且觉得脑袋后拖着一条长长的黑辫，像猪尾巴似的，难看死了。
    　一听贺子珍要剪发，两个妹妹贺怡和贺先圆马上支持。但是，母亲温杜秀闻讯立即劝阻：“女人要是没了辫子，那还叫女人吗？”
    　“封建社会几千年，我们妇女受压迫也几千年，裹小脚，蓄长辫。小脚走不动，长发留人打。如今光复了，我们要当家，所以就不兴留长发。”贺子珍向母亲讲理。
    　“那也不能剪!没有辫子，男不男女不女的，像什么话呀？”
    　“怎么不能剪呢？我是妇女干部，我不带头剪掉辫子，谁会剪呢？”
    　“革命就革命，谁要你带头剪什么辫子呢？”母亲就是旧脑筋。
    　这时贺焕文过来了，贺子珍向父亲解释。还是贺焕文开通，说道：“剪就剪吧。”
    　说时迟那时快，“咔嚓”一声，贺子珍下了剪刀。母亲不忍看，父亲说：“这不是挺好的嘛!”
    他话音未落，贺先圆一看大姐的长辫突然之间没了，左看右看不习惯，说道：“大姐怎么看起来像个男孩啊？”
    　贺怡直问：“先圆，好不好看？”
    　“好看，好看。”
    　贺怡又说：“如今，你也是儿童团长了，大姐带了头，我们也剪了这猪尾巴吧。”
    　“好哇!”贺先圆马上赞同。
    　于是，她们对着镜子，一下子剪了下来。然后，三姐妹又相互把头发修成短短的，变成了五四时期的那种女学生头。贺怡看着剪成短发后的贺子珍，高兴地说：“姐姐，你把辫子剪掉，像个男孩子，越发显得漂亮了。”

 

     “你们俩精干多了呀!”
    　贺氏三姐妹一夜之间全剪了辫子，这马上又成为县城一大新闻，当她们走在街上时，行人望着她们的头发，交头接耳。那些淘气的孩子在她们的后头，瞎起哄，像看到什么新鲜玩艺儿那么稀奇。贺子珍和妹妹全不理会这些，昂着头，大方地去走自己的路。
    　贺子珍到了学校，一群女同学围了过来，参观她的短发，有赞扬的，也有惋惜的。她坦然地说：
    　“现在男女平等，我们妇女为什么还要拖条长辫子，为它浪费时间呢？我们妇女要革命，也要革辫子的命。我今天把剪子也带来了，我帮你们剪掉这条封建尾巴!”
    　班里的同学在贺子珍的鼓动下，都跃跃欲试，几个勇敢的女同学当即也把辫子剪掉了。然而，把脑后的辫子剪掉之后，起初，她们摸着脑后短短的头发，羞得不敢走出。贺子珍鼓励她们说：“怕什么？剪掉这猪尾巴，人都精神多了，这么漂亮，人家羡慕还来不及呢!”
    　但是，还是有女生说：“我倒不怕，就怕挨父母的骂。”
    　贺子珍说：“那就由我去给你们的父母说。”
    　贺子珍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放学后，贺子珍没顾得上回自己的家，而是先把剪了发的同学一个个送到家里，并在同学家里向她们的父母宣传革命思想，讲为什么要剪辫子。
    　家长们听了贺子珍说的道理，又看到女孩剪掉了辫子人确实精神多了，纷纷表态说：“剪了就剪了吧，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在贺子珍的大力提倡下，学校中的革命“左派”都陆续剪了辫子，她们的举止也影响着县城中的一些思想激进的妇女，不久，永新妇女留短发的逐渐多了起来。
    　妇女少了辫子，但是永新的守旧派男人仍然坚持拖着一根长长的“猪尾巴”。贺子珍又开始倡导守旧派剪发。但是，剪发却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因为依照永新当地的风俗，少年儿童不分男女脑后都得拖一根辫子，小孩子脑后有辫子可抓，才能够“长命百岁”，“多福多寿”。结果，任凭贺子珍说破嘴皮子，父母就是不同意。有一次，贺子珍来了气，也不管他们同不同意，逮住了就剪。在贺子珍为县城里的人剪发的那些日子，守旧派对贺子珍是又怕又惧，当他们远远地见到贺子珍时，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逃跑，有时实在躲不过，就干脆捂着自己的辫子对贺子珍说：“我回家就剪掉。”
    贺子珍看到他们这副恐惧的样子，哈哈大笑，只得放过他们。
    在急风暴雨似的革命中，福音堂的教士害怕了，纷纷回国，协教士、严教士和康教士也卷起铺盖和行李，离开了永新。临走时，他们咕哝着：“仁慈上帝!没见过这样剪头发的革命!”
     他们一走，福音堂小学散了，教堂也人走一空。
　   7.“我们大家来放脚，真正好快乐!”
       一天，欧阳洛对贺子珍说：“妇女解放是工农运动不可缺少的内容，妇女不觉醒，不起来，不斗争，工农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革命的真正目的，就达不到!永新妇女的剪发是觉醒的第一步，但是仅此还不够。”
       此话使贺子珍更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重起来，她问道：“如何才能把妇女们进一步发动起来呢？”
       “下一步，就要推翻压在她们身上的神权、夫权，得到她们的拥护，革命工作才能更好地进行。”
       “那如何下手呢？”
       “先进行宣传，号召妇女放脚，抵制包办婚姻，反对虐待妇女。”
       贺子珍听后，开始动脑筋。不久，她把妹妹贺怡和她的好友刘玲、苏金香、王页莲等10个年轻、有文化的姑娘，组成了一个妇女讲演队，人称“十姐妹”讲演队。然后，贺子珍率领她们一律短发，手擎小纸旗，唱着“打倒列强、齐奋斗”的歌曲，走上街头，向广大妇女进行革命宣传。
       姑娘们抛头露面，在大街上公开讲演，这在永新是破天荒头一次!
       “十姐妹”讲演队的出现吸引了不少的群众，小孩子更是高兴，跟着她们唱起了宣传革命的歌曲：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
       在革命歌曲声中，贺子珍瞅准机会就登上一个高处。此时的她精神抖擞，神采飞扬，她拢了拢被风吹乱了的发丝，开始讲演。她大声地说：
       “历来堂客受到压迫和歧视!堂客连取名字的权利都没有，只能叫××氏；宗族祠堂吃酒席，堂客不能上桌；堂客写的字契不能作数，还做童养媳，吃剩饭、穿破衣、挨打受骂……”

    “是啊，我们女人最没地位!”
    “有人说‘十个插花女，当不得一个瘸子仔’、‘寡妇上轿的地方，草都不会长’。难道真的十个插花女，当不得一个瘸子仔？寡妇上轿的地方，草都不会长吗？永新还有句俗话：‘没柴勤刮锅，没吃勤打婆。’堂客当牛做马，还要挨打受罪，吃尽世上苦……”
    贺子珍讲到动情之处，流下了泪，声音也有些颤抖。那些听讲演的堂客们在她的演讲中想起自己的身世，都忍不住哭了起来。最后，贺子珍声音变得慷慨激昂：
    “同胞们，为什么我们这么受压迫呢？压在妇女头上的神权、族权、夫权就是作贱女人的三座大山!我们身上像压了块大石头，抬不起头，动不得身，这块大石头就是封建主义!今天我们要把压在身上的大石头掀掉!”
    “同胞们，我们要起来争自由、要平等，参加到工农运动中去。”贺怡在台下喊着。因为太投入，贺子珍的美丽而白润的脸上有了汗珠，像一朵灿烂的红牡丹沾上几滴晶莹的露水。这时，妹妹给她递来手帕，贺子珍没有擦，她接着说：“姐妹们，我们的脚是用来走路的，可偏要把它裹成三寸小脚，连走路都走不稳，这不是作贱我们妇女是什么？姐妹们，快快起来吧，抛掉那又臭又长的裹脚带!”
    接着，贺子珍又教妇女唱起了她们自己编的《放脚歌》：
    我们妇女真可怜，
    封建压迫几千年，
    别的不要说，
    裹脚苦难言，
    脚小鞋子尖，
    走路要人牵，
    破皮又化脓，
    害了几多人，
    我们大家来放脚，
    真正好快乐!
    贺子珍的讲演和《放脚歌》，使得堂客们纷纷觉醒，经她们这一宣传发动，永新城乡广大妇女毅然冲破封建礼教的牢笼和重重阻力，掀起了一个放脚的热潮。
    缠了千百年的脚一下子放了，这确实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千百年来的恶习破除了，这标志着妇女最初的觉醒和解放。直到解放后，那些在贺子珍动员下不裹脚的永新妇女还很有感触地说：“要不是那时贺子珍姐妹动员我们放了脚，还不知要受多少阳间罪哩。”

    8.恶婆连声求饶：“千万不要斗争我……”
    在县城进行演讲之后，贺子珍和十姐妹开始深入永新的各个乡村，配合建立农会和妇女协会。
    一天，贺子珍和妹妹贺怡正在泮中乡帮助组织妇协会，有人跑来对她们说：“你们妇协会打堂客管不管呀？”
    “欺负女人的事我们都管。”贺子珍说。
    “村里有一个童养媳天天受老婆婆的毒打呢!”
    贺子珍一听，忙问清是哪村哪户人家，然后，马上带着众人去。
    一会儿，她们在村人的引领下来到了那户童养媳的门上，还未进院门，就听到里面传出凄惨的哭声。
    “快进去看看。”贺子珍招呼姐妹们。
    众人快步走进院子，只见一个老婆婆正挥舞一根竹鞭抽打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口里恶声恶气地骂：“你现在翅膀硬了，想飞了，是不是？”
    老婆婆旁边站着一个有些傻的男人，那个傻家伙正嘻嘻哈哈地看着被打得满地翻滚的女孩。
    “住手!”贺子珍一把夺过老婆婆手中的竹鞭。贺怡上前扶起在地上翻滚的女孩，指着老婆婆说：“好狠心的娘，谁像你这样毒打孩子!”
    这恶婆先是一愣，但一看贺子珍等人还是一些女娃子，就气得冲她大骂：“你们是谁家的不懂规矩的娃子，吃饱了撑的吧，来管我家的闲事!”
    “你怎么打人？”贺子珍喝道。
    “这是我的媳妇，吃我的饭，穿我的衣，打骂由我。”
    “哦，原来是童养媳，怪不得这样作贱她。”贺子珍并不为老婆婆的淫威所吓，她仔细端详仍在抽泣的女孩，只见这女孩身子瘦得只剩骨头了，衣服穿在她身上，肥得能再加一个人，散乱的头发遮掩着憔悴的双颊，虽看不清她的脸，但那双红肿的大眼睛却告诉贺子珍：她现在需要贺子珍的帮助。贺子珍见状，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几步上前，一把拉住女孩，然后，捋起女孩的衣袖，只见道道鞭痕布满姑娘瘦骨嶙峋的手臂，心头不由得升起怒火，两眼逼视着老婆婆：“我们是县党部妇女部的，我问你，她犯了什么王法，你要这样毒打她？”

    “你们是哪里的？”老婆婆没听清，反问一句。
    “县党部妇女部的。”
    虽然老婆婆不知县党部妇女部是做什么的，但是一听有个“县”字，便知道是“官府”。但是她仍不示弱，望了旁边她的儿子一眼，忿忿地说：“我要她和我儿子完婚，她不肯。我从她9岁就养着她，现在不听话，再闹下去，我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时，村里很多人都闻声赶来围观，人群中有人说：“她儿子是个傻子，疯得说打人就打人。”
    “是吗？”贺子珍反问老婆婆。老婆婆不吱声，贺子珍转头又问姑娘，姑娘含着泪回答：“是的!”
    “秀芝妹子9岁到她家，砍柴扒茅，放牛养猪，没少做事。”围观中又有人说道。
    “硬要给傻儿子讨媳妇，这不是害了人家秀芝妹子一生吗？造什么孽呀!”人群中叽叽喳喳发出了不平的声音。
    “斗争她!”贺怡早已按捺不住心头的火气，喊起来。
    “是啊，这是个虐待童养媳、强迫婚姻的典型事例!不杀杀这恶婆的威风，妇女们难真正发动起来。”同来的姐妹们有人接话说。
    贺子珍清了清嗓子说：
    “姐妹们，人心都是肉长的，童养媳难道就不是人，要遭这样的毒打？我们堂客从来就没有地位，在婚姻上，要遵循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封建礼教，这是多么不合理!世道在变，堂客也要起来革命。谁虐待童养媳、强迫买卖婚姻，就斗争谁!”
    听到这里，老婆婆眼前出现了村子里土豪戴纸糊的高帽子，反绑双手，游村挨斗的情景，顿时脸色煞白，“扑通”一声跪下来，连声求饶：“千万不要斗争我，我再也不打她了!”
    “这可不行，你打人就犯法了，非斗争不可!”贺子珍执拗地说。

    “大姑娘，不，小祖宗，我不要我儿子讨她了，行了吧!”
    她的话引起围观的群众哄堂大笑。
    贺子珍见状，嘴角露出一丝笑容：“那就好吧，解除买卖婚约。”
    “好的，好的，解除就解除。”老婆婆屈服了。
    姐妹们脸上也露出了胜利欣慰的笑容。
    这件事在南乡震动很大，给当地群众留下了难以忘记的印象。后来，那位从老婆婆家中“解放”出来的童养媳李秀芝逢人就高兴地说：“我终于脱离了苦海。”不久，她也参加了乡农会妇女协会工作，后来参加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成为了一名苏区妇女干部。
    深重的压迫、屈辱的地位，早已激起妇女强烈不满，她们迫切要求解放，在贺子珍和她的姐妹们的游说下，永新妇女解放运动就如火焰一般熊熊燃烧。妇女们在斗争中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区、乡、村成立了妇女协会，农会也有了妇女的席位，她们与男人一样参与打土豪、分浮财，实行二五减租的斗争，30岁以下的妇女还进了农民夜校或识字班读书、识字。
    永新党组织在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中迅速发展。到1927年5月，全县已有5个支部，500多名党员。早在2月份，贺敏学和贺怡也都加入了共产党。5月底，在县城成立了中共永新临时县委，欧阳洛为临时县委书记，组织部长为贺灿珠，宣传部长为刘真。贺子珍三兄妹都当选为县委委员，贺子珍担任县委妇女部长，贺怡为副部长，贺敏学担任了青年部长。
　　9.工农武装抢先行动，把右派头领关进监狱
    在临时县委和欧阳洛领导下，县共青团、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县学生联合会、县妇女会、县商民协会、县反帝大同盟等群众团体，组成了声势浩大的革命阵营，使永新县的革命斗争不断深入。各地农会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广大农民在政治上获得翻身，经济生活也有了一定改善。永新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
    　此时，北伐军进攻所向无敌，各军阀部队闻风丧胆，逃的逃，降的降，还有一些地方军阀派员与北伐军联络，要求和北伐军修好。自北伐出师以来，短短几个月时间，北伐军已歼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南昌也早于1926年11月8日被北伐军三路会攻一举夺下。现在，国民政府实际统辖的已有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贵州、福建7个省，革命力量从中国南端的珠江之滨，迅速发展到长江流域，几乎席卷了半个中国。但是，正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全国工农革命蓬勃兴起之时，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惨遭蒋介石杀害的消息传到了永新。
    　赣州是赣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为了加强对赣州和赣南革命的领导，1926年10月，中共吉安县委书记陈赞贤被调任为中共赣州特别支部书记、国民党赣南党务及民众指导员。
    　陈赞贤来到赣州后，为了把工人组织起来，日夜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同工人谈心，启发工人觉悟，开始筹组赣州总工会。11月初，赣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陈赞贤被选为委员长。赣州总工会成立后，采用和平协商的办法，以各行业为单位，同资方签订以“保障职业、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为基本内容的劳资集体合同。但是，工人的合理要求遭到以赣县商会会长刘甲弟为代表的右翼分子的拒绝。

    11月7日，钱业店员工人首先罢工。各钱庄大门紧闭，门前张贴着罢工通告。各店工会组长把钱柜钥匙掌握在手，账本、票据、经折统统控制起来。钱业店员罢工，使钱业资本家惴惴不安，马上对罢工工人进行威吓利诱，他们的一个个花招，被工人一一戳穿，遭到义正词严的驳斥。资本家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把矛头指向陈赞贤，宴会请帖接二连三地送到总工会，陈赞贤统统批了“谢谢”二字，原件退回，后来，干脆在报上登了启事：
    “近因工作繁忙，各界应酬宴会一律谢绝心领。”
    资本家哪肯死心，又请出陈赞贤的私塾老师充当说客，登门劝说：“你办工会，哪里不好办，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办呢。如果你答应离开赣州，商会方面愿以万元光洋相赠。”
    但是，这又遭到陈赞贤义正词严的拒绝。最后，各钱业的资本家迫于形势，不得不全部接受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在劳资集体合同上签了字。钱业罢工斗争取得胜利。
    但是，赣州工人的罢工胜利却使坐镇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坐卧不安。此时，他正准备篡夺革命领导权，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正是他叛卖革命的最大障碍，于是，决心镇压赣州工人运动。随即，他命令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师进驻赣州，任命倪弼为新编第一师党代表，贺其燊为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郭巩为赣县县长，充当反革命急先锋。
    倪弼一伙来到赣州，便与豪绅、地主、大资产阶级、国家主义派分子狼狈为奸，结成反革命联盟，向革命势力大举进攻。召集基层工会代表召开联席会，倪弼打着新一师政治部的招牌直接插手大会。在会上，他煽动说：“你等甚好，赣州工人甚好，唯有陈赞贤不好。如你等能够打倒陈赞贤，我们时常来指导你等。”

    工人们对倪弼的挑拨离间、造谣中伤异常愤慨，纷纷据理驳斥：“劳工世代当牛马，从未有人关心过，陈委员长来了，救了多少人，办了多少好事，我们心中有数。”
    倪弼听了恼羞成怒，竟威胁说：“拥护陈赞贤的都是反革命。”
    工人代表不畏强暴，愤怒退出会场。
    倪弼见分化瓦解赣州工会不成，1927年1月26日晚，派兵包围和搜查了赣州总工会，妄图逮捕陈赞贤。陈赞贤化装成伙夫，一手提菜篮，一手拿菜刀，走出赣州城，奔赴南昌。在南昌，他向北伐军总政治部请愿，揭露倪弼一伙在赣州摧残工人运动的罪行。2月下旬，他出席了江西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当选为省总工会执行委员。
    会议结束后，陈赞贤不顾个人安危回到阴云密布、杀机四伏的赣州。
    赣州的工运斗争，正处千钧一发之际，陈赞贤昂然归来。3月1日，赣州总工会在城内卫府里举行了盛大集会，欢迎陈赞贤委员长归来。陈赞贤在会上传达了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的精神，介绍了请愿斗争经过，号召革命工农进一步团结起来，粉碎反动派的任何进攻。会场不断爆发出激昂的呼声：“拥护陈委员长!”“打倒新军阀!”“工农革命万岁!”
    3月6日晚，赣州总工会的会议室里正在开会研究筹备纪念孙中山逝世两周年。突然，新编一师的反动军官胡启儒闯进会场，约陈赞贤有急事相告。陈赞贤刚走出会议室，几名便衣同时拥上，把陈赞贤绑架出了总工会。开会的人们赶出来时，总工会大门已被反动武装封锁，沿街岗哨密布，全城戒严。
    赣县县政府西花厅里，两厢布满了持枪武装。倪弼、贺其燊、郭巩等凶神恶煞一般坐在花厅上首。陈赞贤走进西花厅，几个人像一群疯狗似的鼓噪齐上，攻击陈赞贤“制造阶级斗争”、“扰乱治安”、“破坏社会秩序”，倪弼破口大骂后还责问陈赞贤：“知罪不知罪？”
    陈赞贤怒不可遏，厉声斥责：“我从事工农革命运动何罪之有，你们镇压民众、破坏革命，才是大罪弥天!”

    倪弼一伙气得暴跳如雷，再三逼令陈赞贤在3分钟内签字解散工会。陈赞贤斩钉截铁地说：“头可断，血可流，解散工会的字我决不签。”
    “蒋总司令有令在此，今晚要枪毙你!”倪弼的话音刚落，军官陆剑鸣、胡启儒首先向陈赞贤开枪，陈赞贤中弹不倒，向倪弼扑过去，这伙刽子手手忙脚乱纷纷朝陈赞贤开枪，陈赞贤身中18弹，倒在殷红的血泊之中。
    陈赞贤遇难的噩耗当晚传出，工人们悲痛万分，纷纷要求为烈士报仇。赣州总工会决定罢工3天，以示哀悼和抗议。同时派出工人请愿团赴南昌、武汉请愿，提出惩办凶手，改编新一师，保障工会活动自由等要求。在南昌，赣州工人请愿代表团同南昌工人一道，高举烈士血衣，游行示威。
    陈赞贤被杀害后，永新县也举行了悼念烈士活动，并组织声援。
    但是，此时已是风雨欲来，紧接着，上海又发生反革命政变。4月12日凌晨1点，上海青红帮全副武装的流氓，身着蓝色短裤，臂缠“工”字袖箍，冒充工人，自法租界乘多辆汽车分散四处，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促抵抗，双方发生激战。
    当天上午，蒋介石指使北伐军占领了上海总工会，并把“上海工界联合会”改名为“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让其盘踞总工会会所，配合军队破坏各工会，拘捕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反动军队的暴行，大大激怒了上海工人。他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然而，反动军队接到蒋介石的屠杀密令，埋伏在游行队伍必经的地方，当游行队伍走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反动军队突然用机枪向徒手工人群众扫射，当场死亡群众百人以上，伤者无以计数。当时天降大雨，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
    以后几天内，反动军队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工人被杀者就有300多人，被捕500多人，逃亡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的中共领袖人物赵世炎、陈延年英勇牺牲。

 

    腥风血雨来临了!
    5月初，武汉政府北伐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背叛武汉政府，带兵杀向武汉，一路气势汹汹，最终被叶挺率军击败。5月21日，武汉政府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叛变，解除工农武装，释放了全部在押的土豪劣绅，枪杀了1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天后，长沙叛军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国委员会”，宣布脱离武汉国民政府，拥护南京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并声称“拥护蒋汪合作”。不久，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在江西公开叛变，驱逐100多名共产党员和政工人员出境，同时，捣毁工会、农会，屠杀工农领袖。
    一连串的血腥事件发生，反革命气焰喧嚣尘上。永新县的地主豪绅也暗暗攒了一股劲，尤其是那些商会财主们，此时，又显露出了他们以前欺压人的嘴脸。更让永新县的共产党员没有料到的是，县党部主席周继颐原来是个假左派，此时看到形势对于“左派”不利，立刻撕下了“左派”的外衣，与土豪劣绅龙镜泉勾结，公开向县党部和县政府中任职的共产党员讨伐，并赶他们走。周继颐还下令工人纠察队、农民赤卫军“全部交出武装”。在县党部里，其他一些原来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也急剧地向右转。一时间，永新县里一片杀机!
    永新临时县委立即讨论了这个形势。在会上，大家一致要求主动打击这股反革命势力。结果，在龙镜泉等人还没有动手之前，欧阳洛、刘真、贺敏学、毅勇等人率工农武装抢先行动，一举逮捕周继颐及一批右派头领，并把他们关进了监狱。
    这一果断的行动保住了永新的革命政权和武装。
    就在这危急时刻，党为了开展吉安县的妇女工作，把贺子珍调到那里，让她担任国民党吉安县县党部妇女部部长和共产党吉安县妇委书记。
    这时的贺子珍，虽然才17岁，但她已经穿起了江西的妇女才穿的衣服：一件藏青色的大襟短衫，一条深色的长裤，脚上穿着一双布做的凉鞋，鞋上扣上3个连在一起的扣子。这是当时永新最流行的式样。贺子珍就这么一身小大人打扮走马上任了。
　　10.暴乱分子把“海天春”洗劫一空
    　有一天，贺子珍正在吉安县党部办公，永新县委的一位同志突然闯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永新出事了!永新出事了!”
    　贺子珍听了大吃一惊，连忙问：“是怎么回事？”
    　“右派夺权了!”
    　原来，永新县以龙镜泉为头子的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右派分子，在篡夺县政权的阴谋遭到挫败后，也积极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1927年5月底，龙镜泉等劣绅和右派分子花大钱收买土匪李乙然、尹寿嵩等人，然后在禾山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武装偷袭县城。
    　6月9日，匪首李乙然依据叛徒、原永新县工人纠察队军事教官肖金然提供的情报，率领匪徒80余人，自北乡怀忠秘密向县城进发。10日黎明前，龙镜泉里应外合，杀死守卫城门的农民自卫军哨兵，配合放开城门。土匪攻入县农民自卫队和工人纠察队驻地，缴去全部枪支80余支，然后，劫狱放出周继颐等右派人物，旋即又进攻县党部，捣毁各革命团体。慌忙之中，永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等70多人被他们捉去，永新的革命政权陷落于敌手。
    　“那欧阳洛呢？”贺子珍问道。
    　“他生死不明。”
    　“贺灿珠、刘真呢？”
    　“贺灿珠被抓，刘真也情况不明。”
    　这位同志说完后又张嘴想说什么，但他终于没说。聪明的贺子珍看出了他要说的可能是与自己有关，于是问道：“你有什么事就直言说吧。”
    　这位同志见贺子珍语调坚定，只好说：“贺敏学被龙镜泉捉起来了!在大逮捕时，他已经逃离了县城，隐藏在永新附近的一个村子开会，准备重新组织农民自卫军围攻县城，可是消息被走漏，他在乡下被捕了。”

    “那贺怡呢？”
    “她也不知道。”
    贺子珍听到这些消息，心里像烧了一把火，她又是担心同志们，又是担心家人，这位满腹心事的少女真有些慌了。
    正在这时，门开了，妹妹和父母来了!
    原来，在龙镜泉等纠集土匪、豪绅地主武装于6月10日突袭县城时，他们早就把贺家视为眼中钉，把周继颐等劫出大牢后，一边派人包围中共县委、工会和农协会，一边派人荷枪实弹、如狼似虎般前往“海天春”抓人。
    自从1926年春大革命的浪潮涌进永新县城后，贺敏学、贺子珍、贺怡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贺氏兄妹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甚至连最小的女儿贺先圆也参加了儿童团。贺焕文知道子女们所从事的工作虽然有危险，但却是正义的，他没有违拗子女的意思和志向去管束他们。在斗争中，贺氏兄妹又时常对父母进行革命道理的宣传，贺焕文夫妇目睹大革命运动给永新城乡带来的新气象，对革命的认识有了个飞跃，从此，不但热情支持子女们的工作，而且自己也把在“海天春”的经营所得献给永新党组织作为经费。党组织也时常在“海天春”开会，贺家成为了一个革命之家。
    贺怡抢先得知周继颐和龙镜泉派人前往“海天春”捉人时，急忙赶回家和父母商量对策。贺焕文一听龙镜泉他们动手了，知道情势不妙，此时什么都不顾了，立即说道：“快!快躲起来!”
    他和温杜秀、贺怡逃到邻居的柴房里躲起来。结果，他们一走，暴乱分子就赶来了，他们没抓到人，就把“海天春”洗劫一空。
    事变后，永新城内一片白色恐怖，岗哨林立，只许进，不许出。留在城内是很危险的，必须想办法迅速离开县城。贺怡请姑妈暗地里到元亨利杂货店借了一些土布。当晚，贺焕文夫妇和贺怡趁着浓黑的夜色，悄悄地摸到墙城的僻静处，爬上城垛把土布的一头固定在堞墙上，另一头缠在腰上，一个个轮流从墙上吊下去，机智地逃出了县城，避免了杀身之祸。因这时贺子珍已调吉安工作，他们三人连夜赶往吉安。贺子珍一见三人，忙问：“哥哥情况怎样呢？”

    贺怡抹了一把汗说：“被龙镜泉抓起来了，生死不明。”
    随后，永新县一些逃离虎口的共产党员，陆续来到吉安。此时吉安的政权还没有出现危机，算是一片安全的避风港。贺子珍渐渐从这些同志中了解到，永新被右派和土匪、劣绅逮捕的共产党员、积极分子已经达到400多人，右派扬言要对其中一部分首要分子处以极刑，情况对他们很不利。紧接着，欧阳洛、刘作述、刘家贤和刘真等人也陆续来了吉安。
    龙镜泉和李乙然等人围攻县党部时，欧阳洛正在县城福音堂开党的会议。突然传来的激烈枪声，使他警觉到事态的严重性，当即宣布：“会议暂停，紧急转移!”当他最后一个撤离会场时，敌人已经包围了福音堂。在这危急关头，欧阳洛当机立断，躲在教堂内的下水道里。由于敌人搜查很严，他在下水道里一连藏了几天，都无法露面，后顺着下水道走到禾水河边，来到一家铁匠铺里。在铁匠师傅的帮助下，他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盘查，安全离开了县城，奔怀忠、走安福，辗转4天，才到了吉安。在吉安，他又和早已撤退到吉安的刘作述、刘家贤、刘真等同志会合在一起了。
    永新“六一○”事变后，中共永新县委主要负责人都转移到吉安，于是，成立了中共永新县党部及各民众团体驻吉安办事处。贺子珍和贺怡都在办事处工作，贺焕文也帮助办事处刻印文件、传单等，做些缮印工作。
    贺焕文夫妇这次离开家乡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永新。这是后话。

    11.永新暴动：贺氏兄妹齐上阵
    中共永新县党部驻吉安办事处成立后，永新县委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会上，大家决定首先做两件事情：一是派县委委员尹铎去宁冈、王怀去安福、刘洋去莲花联络，要求袁文才、王佐率领宁冈农民自卫队、王新亚率领安福县农民自卫队、杨良善率领莲花农民自卫队，三路进攻永新县城，营救革命同志出狱；二是推派刘真、彭大燮赴南昌请愿，要求省方派员彻查永新反革命事件，惩办右派勾结豪绅、土匪屠杀革命群众的行为。
    会后，各人分头开始行动。
    此时，宁冈农民自卫军分为两股，一股是袁文才在茅坪的部队，一股是王佐在茨坪的部队。
    1926年龙超清和袁文才在宁冈夺取政权后，11月，经龙超清介绍，袁文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又被党组织派往吉安参加农民运动训练班。通过农训班学习，袁文才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才能。
    但是，宁冈的反动劣绅龙清标，不甘心于自己的天下让位于龙超清、袁文才，在沈清源等人被逐出宁冈后，他们大造反革命舆论，说：“北伐军打过来就要走，五省联军马上就要打过来!”但是五省联军越打越退，龙清标见吓不垮袁文才等人，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谋刺袁文才，搞垮农民自卫军。但是，刺客被袁文才机警地拿获，龙清标外逃吉安才捡了条命。
    1926年12月，江西省政府派林笑佛带领一连人到宁冈充任县长。林笑佛到任后气焰嚣张，放出大话说：“小小袁选三不成气候!”
    结果，袁文才利用林笑佛克扣士兵薪饷等恶行，鼓动士兵说：“林笑佛笑面虎!”
    愤怒的士兵们一怒之下将林笑佛打死。

 

    随后，江西省政府又先后委派张廷芳、易乱无来宁冈充当县长，但他们慑于前车之鉴，视宁冈为畏途，拿着官帽子，却一直迟迟不敢到任。趁此机会，1927年春，袁文才派出农民自卫军战士秘密潜入吉安，将宁冈的大劣绅龙清标抓回宁冈。然后，县工会、农会和广大群众，在新城召开群众大会，斗争龙清标。
    在大会上，各界群众当众揭露了龙清标造谣惑众、挑拨离间、制造反革命舆论、阴谋搞垮农民自卫军的种种罪行。愤怒的群众用石头、木棍当场将龙清标打死。通过这次群众斗争大会，进一步推动了宁冈全县群众性的革命斗争。以龙超清、袁文才为首的宁冈左派势力的壮大和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有力地打击了军阀、豪绅地主和官府的反动气焰，使宁冈的政治局面在左派的直接控制之下。
    赣州事变后，蒋介石之流对共产党人、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实行血腥的镇压。湘赣边界各县笼罩在一片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中。在同军阀和豪绅地主的长期斗争中，袁文才认识到枪杆子才是寻吃、报仇和防身的根本，因此，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片缴枪声中，不为所动。最后，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不得不亲自强令宁冈的袁文才缴枪，但是袁文才抗拒不缴，带着100多人马和龙超清、刘辉霄等人上了茅坪的深山老林。
    王佐自幼生在井冈山麓，家境贫寒，从小鲁莽好动；15岁跟人学裁缝时，并跟师傅学得一身武艺。由于家境贫苦，他从小受欺凌剥削，对土豪劣绅充满仇恨。井冈山地区绿林出没，他便萌发了参加绿林队伍报仇雪恨、出人头地的念头。1923年，他跑上山跟随绿林头目朱聋子当“水客”搞侦察，同时兼任采购。转年，他自己吊羊绑票得手，买到一支九响毛瑟枪，就带领十几名游民起事，自封为首领，打起“杀富济贫”旗号，并且声势日渐壮大起来。1926年，王佐手下二头目尹湘南，与人勾结图谋杀害王佐。幸亏被他察觉，在围困之时，他跳墙逃到马刀队，向袁文才求助。袁文才和王佐一见如故，十分投缘，于是歃血为盟，结为异姓兄弟，随后，袁文才派人送王佐回茨坪，重整队伍。
　　在大革命时，袁文才在共产党员龙超清帮助下，带领队伍在宁冈县赶跑伪县长，成立了农民自卫团，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对王佐教育和影响很大。1927年元月，当遂川县农民协会派王文铮来找王佐时，他欣然将自己的绿林队伍改为农民自卫军，和各乡农民自卫军一起，对土豪劣绅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并宣布停止向农民征收田赋月捐，深得农民拥护。当时各地劣绅地主纷纷反水，但是在遂川，反动力量还不敢动手，因此他与袁文才更是唇齿相依，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一个在茅坪，一个在茨坪，配合行动，成为井冈山谁也不敢动的绿林武装势力。
    　尹铎来到茅坪，袁文才听说贺敏学等人被抓，大腿一拍：“这些混蛋，老子还没动手，他们一个个都先动手了。一个字：打!”
    　袁文才接到永新县委攻打永新的指示后，迅速通知了茨坪的王佐。7月中旬，袁文才在茅坪集结部队，进行战前训练。
    　与此同时，安福、莲花等县几股农民自卫军得到永新县委的通知，也一致同意攻打永新县城。
    　此时，永新南乡的农民武装基础比较好，欧阳洛又派出人通知那里的农民也参加围攻永新的战斗。
    　贺子珍是这次暴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她向欧阳洛建议：“我们通知狱中被捕的同志，里应外合，把武装攻打永新的消息、日期，告诉他们，这样才万无一失。”
    　欧阳洛点头同意：“这个任务就由你来办!”
    　于是，贺子珍找了一位可靠的老表，让他秘密回到永新去，把联合进攻永新的日期告诉她的舅母，请舅母通知狱中的同志。
    　此时，贺子珍的舅母受贺子珍兄妹的影响，也参加了革命。当老表按照贺子珍的安排告诉贺子珍的舅母时，舅母灵机一动，决定让贺子珍的小妹妹贺先圆把信送过去。
    　当初贺焕文等人黑夜逃出永新县城后，贺子珍的妹妹贺先圆和弟弟贺敏仁都留在舅母家。为了不让监狱的兵士怀疑，舅母打发小先圆到监狱里给贺敏学送饭。在送饭的竹筒里，她悄悄放上了一张小纸条，把会攻永新县城的日期写在上面。

    贺先圆年龄虽小，但是聪明机灵，巧妙地完成了送信的任务。
    在监狱的贺敏学等人获得贺氏姐妹送来的口信时，监狱中的同志马上进行策应准备。此时，他们已成立了临时党支部，贺敏学被众人推举为支部书记。在此之前，贺敏学也想到了武装暴动这条路，并且也是打算联络袁文才、王佐、王新亚领导的农民自卫军。贺敏学还把这些意见写在一张薄薄的小纸条上，把它塞在一把旧扇子竹把的空洞里，买通了一个看守，把扇子送了出去。想不到他的此举与永新县委不谋而合，他马上把狱中的同志们组织起来，准备狱内暴动。
    经过一系列的安排，会攻永新县城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7月26日晚，会攻永新县城的序幕拉开了。袁文才率部星夜越过七溪岭，赶到永新县城南门外。为尽快解救狱中受难群众和战友，袁文才与王佐商议，将部队部署在东、南门外隔河相望的东华岭上。与此同时，王新亚和杨良善率领的安福、莲花农民自卫军也按时到达了攻城地点。次日凌晨，各地农军从四面八方同时向县城发起攻击。
    攻城战斗打响后，由于禾川河水深流急，敌人火力凶猛，袁文才率部攻敌不下，他马上改变原定策略，立即从部队中挑选出几十名身强体壮、机动灵活的自卫军战士，组成泅渡登城的突击队，实行强攻突破。由于袁文才与王佐配合默契，指挥得当，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首先攻破了敌人的城墙防线。攻进县城后，袁文才指挥部队迅速追歼守敌，占领了县政府；接着他又打开监狱，救出了贺敏学、贺灿珠、颜勇、龙忠贵、张莱锦等共产党员以及农会干部和革命群众100多人。随即，由王新亚率领的安福农民自卫军和莲花农民自卫军在永新城外击溃敌人之后，开进县城与袁文才会合。第二天，袁文才带领部队配合其他几县的农民自卫军击溃了敌人一个正规营的反扑，解放了整个永新县城。因为贺子珍惦记着暴动的成败，在永新暴动的前一天，她决定回永新参加战斗。她把吉安的工作向人交代以后，就匆匆地赶回永新。

    这时正赶上了南方的盛夏季节，天气燥热，贺子珍走在通往永新的路上，汗水从她美丽的脸上流了下来。因为天气热，加上贺子珍那颗焦急的心，她的衣服湿透了，贴在她的身上，但是，她也顾不了这么多，一会儿也舍不得歇。此刻她多么想早一点知道，农民自卫军到了永新城下没有？战斗进行得怎么样了？监狱里的同志们安全脱险没有？从吉安到永新，大部分是崇山峻岭，山道弯弯，她一路疾行。两地相隔180多里的山路，贺子珍却丝毫没感觉到累，一路爬山涉水，急急而行。
    19日下午，当她赶到永新时，远远地看到永新的城墙上一面镰刀斧头的旗帜迎风飘扬，啊，暴动成功了!她顾不上抹一把汗水，一阵急跑，奔向城去。
    在城墙下，她看到三县农军总指挥部的大布告赫然贴在墙上。原来，暴动成功后，党组织以狱中党支部作基础，成立了永新县革命委员会，贺敏学担任县委书记。同时成立了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王新亚是总指挥，袁文才、王佐是副总指挥。
    在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子里，贺子珍与这次武装暴动的领袖们见了面。

12.女将把门，王魁成了断头鬼
    农军会攻永新的胜利，使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慌了手脚。急忙从吉安调一个正规团的兵力，由团长祝容枝率领攻击永新县城，妄图一举扑灭赣西革命烈火。
    正在这时，永新暴动时临阵逃跑的国民党极右分子刘枚皋逃到湖南茶陵，找到驻茶陵的国民党第三军军部特务营营长王魁，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请求他率兵“收复”永新城。此时，王营长已经知道朱培德派遣祝容枝前往永新之事，但是祝容枝历来争功手脚快，打仗行动都迟缓得很，接到朱培德的命令后还并没行动。为了向主子邀功领赏，王魁准备出兵“救”永新。但是，在刘枚皋面前，他却“犹豫不决”：
    “这……这……没有军令，我们特务营动不得啊!”
    “省里朱主席已经同意……”刘枚皋马上说道。
    “即使朱主席同意，我们也动不得啊!”
    “为什么？”刘枚皋有些疑惑不解地问。
    “永新农军这么厉害，纵使我特务营出动，伤亡无人负责啊!”
    刘枚皋一听这个王营长一口一个“啊、啊”的，马上明白了他为什么大权在握“不敢”动兵的原因，马上说道：“永新民众准备集资大洋1万负责特务营的伤亡，死1个付1000，伤1个500。”
    这样，王营长就带领特务营连夜拔营出动了。
    这一天，贺子珍正在组织妇女清理城外战场。突然，一个老表打扮的人急匆匆地赶来，说是要找永新县委的同志。贺子珍负责接待，来人说是受中共茶陵县委的委派，前来通知永新县委，朱培德的一个特务营已开拔前来攻打永新。
    贺子珍闻讯，立即找到大哥，告知茶陵县委送来的情报。贺敏学一听，感到很紧急，立即和贺子珍找到王新亚、杨良善、王佐、袁文才等人。面对着新的敌情，赣西农民自卫军总部召开了紧急会议。

    会攻永新县城胜利后，根据党的指示，欧阳洛前往南昌，参加即将发动的南昌起义。永新的工作，从此就留给刘真、王怀、贺敏学、贺子珍及袁文才他们了。

 

    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新亚原是北伐军的一个营长，在北伐军离开吉安时，党组织让他留下来协助安福一带的革命政府组织工农武装。现在，他率部还在永新未走。
    王新亚主持会议，并通报了有关敌情。会上，王新亚说：“汪精卫已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公开撕下了国共合作的假面具，反革命势力非常猖獗。敌人从江西、湖南调集6个团，准备向安福、莲花、永新扑来，并已经占领了这些县的大部分地区。”
    “对，情况很危急，茶陵的特务营也扑来了，估计明早就到达永新。”贺子珍说。
    “我估计，永新的民团并没有走远，他们就在县城附近，准备配合朱培德的第三军，卷土重来。”贺敏学发表意见说，“很明显，光凭三县农民武装，要守住永新城，是不可能的。”
    袁文才、王佐、刘真等人也赞同贺敏学的看法。众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再打一仗，然后主动撤离永新。
    对永新的这一仗，会议作了具体的部署：三县的农民自卫军马上全部撤到城外，分别占领有利地形，埋伏下来，以逸待劳歼灭来犯之敌。永新县城的南乡的农民自卫军，则组成赤卫队，负责守城。会后，各部人马连夜迅速各就各位行动。
    贺子珍的任务是带领一支赤卫队守禾川门。
    禾川门是永新的南门，禾川河就在离城门不远的地方流过。贺子珍接受了任务后，一刻也不敢停留，马上来到了禾川门。到这里一看，她发现这支赤卫队有几十人，只有3支枪，其他全是赶造出来的梭镖。贺子珍自己先背着一支步枪，腰上扎着一根皮带，挂着子弹带，在禾川门上和赤卫队员挑土运砖，修理暴动时打坏的城墙。
    然后，贺子珍又根据战斗打响后可能发生的情况，对每个赤卫队员都明确了任务，作了细致的布置和安排，使人人职责分明。
    话说敌军的特务营在营长王魁的带领下，由茶陵出发，行走了一天一夜，凌晨时分来到了永新城西10里处，然后下令：“稍息!”
　　一会儿，王营长派出的前方侦察员回报：“城门上只有几个挑土运砖的民工，一个女将把门。据说是贺氏三兄妹中的大姐贺子珍。他们的枪支武器也不多。永新实际是座空城了。”
    　王魁听完哈哈一笑：“基本没有超出我的预想!纵是有兵力部署，也不过是几支打不准的土枪和一群乌合之众。”
    　狡猾的刘枚皋提醒道：“这会不会是空城计呢？”
    　王魁拍了拍对方的肩膀说：“老弟，不必过虑!”接着下令道：“三连在前，二连在中，一连断后。5时拿下永新，在城里吃早饭!”
    　王魁率领特务营直奔永新城而去。
    　谁知，他急匆匆地行至城西5里处时，却进入了三县农军的包围圈的口袋内，袁文才一声喊打，前方收住了“袋口”。特务营马上后退，王新亚再一声喊打，后面又扎死了“袋尾”。王魁在中间左突右突时，莲花军再次喊打，贺敏学率领永新农军冲过来，一下子把王魁的部署给全打乱了。这时农军的步枪土枪一齐开火，土雷土炮同时炸响。王魁原来气魄大得不得了，此刻却只有招架之势，根本无法还手。农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特务营一时摸不清情况，也发生自相开火对打的现象。
    　突然，一声“冲啊——”，农军发起了冲锋令，大刀、长矛、梭镖、棍棒派上了用场，直杀得特务营一片混乱，首尾不能相顾。身骑高头大马的王魁见势不好，慌忙逃跑，只听一声枪响，被击落于马下。刘枚皋扑过来抢救，被农军刺了一梭标，扑倒在地。此仗农军大胜。敌军特务营，包括营长在内，全军覆没，除刘枚皋死里逃生外，无一人漏网。
    　且说江西省主席兼三军军长朱培德得知第三军军部特务营被永新暴动队打败、全军覆没的消息后，大为震惊，暴跳如雷，大骂王魁：“这个死鬼，一听着这名字，王魁王魁就是个“王鬼’，白白损失了我一个加强特务营，三四百号全完蛋了!”
    　但是，骂归骂，王魁做了断头鬼，朱培德也无可奈何!但是，他岂能容忍在自己的掌管区域内出现一个红色县？
    　“看来不给他们些颜色看看是不行了!”他咬牙切齿地说。说完，他操起了电话就命令祝容枝跑步进攻永新县城。

　　13.贺先圆牺牲时年仅14岁
    国民党驻军第八师二十四团团长祝容枝得到电话急令后，知道这次“朱主席”是动了真火，不敢再拖拉，立即率全团人马，连夜狼奔豕突地赶往永新。
    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袁文才与王新亚、王佐等商量，为了保存农民自卫军的实力，决定按计划分路撤退。莲花的农民武装仍回莲花活动；袁文才、王佐的队伍，仍回井冈山；永新南乡那部分的农民武装回到家去；一部分与永新的共产党员一起，随刘真、王怀、贺敏学、贺子珍等县委成员跟袁文才、王佐上井冈山。鉴于安福一带被赣军占领了，王新亚决定带领安福农民自卫军前往湖南浏阳与萍乡一带发展。
    贺氏兄妹和各路农军连夜撤离永新后，天将破晓时，敌军就开始攻城了。结果，祝容枝没伤一兵一将，便轻而易举地“破”了城。
    这个祝容枝，人称“祝大头”，绰号“祝阎王”。他占领了永新城，就露出了阎王面孔，马上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的屠杀。刘枚皋死里逃生，带领着永新的地主劣绅也纷纷出动，充当祝容枝的助手。一时永新城内刀光剑影，禾水两岸血雨腥风。
    祝容枝占领永新的头3天，就抓了187人，杀掉123人。
    但是，刘枚皋和永新的地主豪绅还是不罢休。刘枚皋恶狠狠地说：“非要抓住贺氏姐妹全家不可!”此时贺焕文夫妇及贺氏兄妹全已逃离了永新。结果，刘枚皋四处打探，探知贺先圆还在永新，并住在其舅妈家，马上派人把贺先圆抓了起来，最后把她的双眼挖去。
    贺先圆被害时年仅14岁。
    贺先圆牺牲后，敌人并不解恨。他们诬称贺子珍、贺怡的老家黄竹岭是土匪盗贼窝，多次派兵到黄竹岭血腥掳夺，乱抓乱杀，甚至还干起了挖祖坟的缺德事。贺氏家族及本家的房子都被放火焚毁。贺氏家族及其亲属、贺子珍的3个堂兄贺敏亮、贺敏克、贺敏文及两个堂嫂李四莲、杨三英等先后有数十人惨遭国民党杀害。

　　14.贺怡和父母在净居寺逃过一劫难
    就在永新沦陷的第三天——1927年8月6日，吉安国民党右派势力突发事变，残酷地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被称为“吉安八六事变”。在“宁错杀一千，不漏网一人”的腥风血雨中，枪声一响，贺怡意识到事发，慌忙领着父母逃离永新驻吉安办事处。
    他们前脚一走，后脚民团就杀到。贺焕文夫妇和贺怡冒着大雨奔走，最后匆匆逃到赣江岸边，才摆脱紧追不舍的团丁。
    平静的河水，激起浑浊的波浪。天地间被迷迷蒙蒙的雨水连成一片。
    “这河中没有船，天绝人路啊!”贺焕文长叹。
    “先躲到前边树林里，船来再走吧。”贺怡说道。
    在狂风暴雨中，三个人踉踉跄跄来到了柳树林，然后，依树而坐。这树身虽然粗大，但稀疏的叶片哪能挡雨避风呢!就在这滂沱大雨中，贺怡和父母躲在树丛中淋了一夜。他们左思右想，寻到了一个避难的去处。
    天亮后，她们找来一只渔船，渡过赣江，径向河东的青原山奔去。
    原来，贺焕文与前妻欧阳氏曾生有一子，名叫贺敏智。这贺敏智自小性格文静，20多岁时，曾与一女子相识相爱，而女家父母不同意这桩婚事，贺敏智终日忧郁，心灰意冷，最终看破红尘，皈依了佛门，在青原山净居寺做了吃斋的和尚。贺家三口人前去青原山，就是去投奔贺敏智。
    青原山离吉安城15华里，这里山峦蜿蜒，群峰碧翠，主峰高峻凌空，极其雄伟。山中瀑布，奔泻而下，如白练悬天。山上古木参天，荫可蔽日，诗人杨万里曾称它是“山川江西第一景”。名山幽古寺，青原山有个古刹叫净居寺，创建于唐朝，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极盛之时，有僧徒千人，是江西一大名寺，贺敏智在此出家已经整整11年了。

    贺焕文带着老婆、女儿从吉安逃到青原山，父子相见，别是一番感慨。
    随后，贺敏智把家人避祸的经过一一禀告寺内主持方丈，请求收容父母及妹妹。方丈听后，说：“世道血腥一片，老衲念经拜佛，也为的是普度众生，救人苦难。佛家有句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父母眼下为恶人所迫害，走投无路，老衲能忍心坐视不救？”老方丈当即同意收下贺焕文一家三口。方丈虽出家为僧，不问政事，六根清净，但心存善恶是非之念。这令贺焕文一家感激不尽。
    方丈引贺焕文等进到斋房左侧一间木板房内，叫敏智移动靠墙边一块木板，原来下面竟是两间地下室，有楼梯上下。
    方丈说：“此室原是本寺储物之密室，作急变之用，外人不知，较为安全，室内有床，就委屈三位施主了。”
    第二日，贺敏智给父母三人送完饭，进到大雄宝殿内，只见一穿着黄绸衣的人领着七八个当兵的冲进大雄宝殿内。穿绸衣的气势汹汹地大嚷：“谁是当家和尚，快叫当家和尚出来。”
    方丈此时正在后殿，听得前殿叫嚷，从容走到前殿来，朗声道：“老衲即是。宝殿乃肃穆庄严之所，施主为何在此喧哗？”
    穿绸衣的说：“我们是县党部派来的。有人看见昨日有二女一男到了青原山，他们是共产党要犯，是不是躲在你们庙里？”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出家人四大皆空，不晓得什么共产党。每日来本寺进香敬佛的信男善女甚多，更不知谁人是共产党，岂有藏匿之事。”方丈神色镇定，毫无恐惧之态。
    “别耍嘴皮子，奉上级命令，青原山寺院房舍统统都要搜查!”
    “本寺乃佛门之地，请不要随意践踏。”
    “好你个老和尚，你敢不让搜查？”穿绸衣的人两眼目露凶光。
    “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打诳语。”
    “搜!”穿绸衣的一扬手，士兵们如狼似虎般到处搜查、打砸，进香的百姓都吓得在殿外不敢进来。
    贺怡和父母躲在地下室里，听得上面乱糟糟，楼板踩得“咚咚”响，明白是团丁来搜查了，三人心跳加快，屏声静气，不敢动一下。
    士兵们把寺院里里外外搜了个遍，什么也没搜到。那穿绸衣的自言自语：“莫非已离开青原山？再到别处看看。”又转身恶声恶气地对方丈说，“老和尚，如果你窝藏了共产党，或知情不报，小心你这秃颅!”
    老方丈不动声色，口中直念：“阿弥陀佛。”

    贺怡和父母在青原山净居寺避过了这一难。时间一晃过了半个多月，寺内风声渐渐松了，贺焕文一家才从地下室出来，但是，山下吉安城内仍是“杀共”声一片，贺家三口不敢下山，从此在净居寺吃斋打杂。
　　15.在袁文才的庇护下，“我算是为你们报了一仇”
    　贺子珍等一行人到达茅坪后，贺敏学、刘真、王怀等和其他从永新来的同志，都住在攀龙书院的八角楼里。贺子珍则被袁文才安排住在洋桥湖自己的家里。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对贺子珍十分热情，给她送来了被褥，还把自己的衣服拿出来给贺子珍穿，把她当作自家人。尽管山下腥风血雨，山上倒是平安无事了。
   　 但是，不久，祝容枝杀害贺先圆的消息传到了大山中，贺氏兄妹听到这个噩耗，悲痛欲绝。袁文才听说祝容枝把贺家不满14岁的小孩都杀了，破口大骂：“他奶奶的，畜牲不如的家伙，看老子收拾他!”
    　他一怒之下，和王佐亲自带人下山，杀了祝容枝手下一个营长，并且把刘枚皋的人头割了下来。
    　上山后，袁文才把人头往贺敏学兄妹面前一扔：“我算是为你们报了一仇!”
    　但是，袁文才和王佐此举把祝大头激怒了。他听说刘枚皋的人头都被割走了，大叫道：“袁、王部是井冈山的严重后患，必欲除之而后快。”
    　他率军穷追不舍，进山“追剿”。
    　除他一个正规团的兵力之外，永新劣绅又搜罗了2000多乡勇和亡命之徒“剿袁”。他们以“砍山剿匪”的策略，企图迫使袁文才出来决战。形势非常危急。
    　为了应付这个局面，袁文才、王佐和各县在山上避难的共产党员进行紧急磋商。贺敏学说：“敌人来势太猛，力量过强，不宜硬打硬拼，只有采取打埋伏的办法，把队伍化整为零。”
    　“如何化整为零呢？”王佐问。
    　“分散在老百姓当中，才能保存力量。”

    这时，刘真又提出：“永新的自卫军人数虽不多，但对山上的情况不熟悉，隐蔽有一定的困难，最好的办法还是回永新潜伏起来。”
    于是，贺子珍同永新的共产党员一起，动员永新的自卫军把枪支埋起来，下山隐蔽，并给每人发几块大洋作为回家的费用。农军自卫队员潜回了永新。
    为了应变，宁冈的自卫军全部分散到老百姓家中，袁文才只留下一支四五十人的精干队伍，随同他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在各山头活动。王佐的队伍也采取同样的行动，他带领几十人隐蔽在八面山上。
    地势险峻的井冈山，到处是悬崖绝壁，只有几条小路通进山里，而这些小路非常狭窄，大部分只能一个人通过；祝大头率军开进井冈山后，几千人的兵力根本施展不开，只能把队伍排成一字形，一个挨一个地往上爬。井冈山上到处都是参天的杉树和茅竹，密密层层，把太阳光挡住了。山路两旁，树林和杂柴交织在一起，密密麻麻，就是里面藏着自卫军，也难以发现。结果，祝大头的部队和乡勇们排着队，整天在一个个山头上转悠，可是眼睛再尖，也找不到袁文才、王佐他们的人影。
    袁文才的队伍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进了深山密林，到处有路可通。敌人搜索这个山头，他们早已转移到那个山头，敌人搜索到那个山头，他们又隐蔽到另一块丛林中了。过去，在井冈山的绿林好汉中流传着一句话：“不要会打仗，只要会转圈。”意思是说，只要同敌人兜圈子转山头，就能拖垮敌人。袁文才、王佐，实行的就是这种战术。因此，敌人进山后，他们就同敌人捉起了迷藏。结果，祝大头忙碌半个多月，尽管他又是烧房子，又是烧树林，还是一无所获。
    袁文才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利用山高林密的天然屏障，化整为零，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忽明忽暗，忽远忽近，出没无常，与敌人在深山高岭打圈子，有利就打一阵子，不利就躲起来。经过一个多月的辗转周旋，“追剿”的敌军被拖得精疲力尽，无计可施，最后将桃寮、茅坪等地农民的财产抢劫一空，退下山去。就这样，袁文才率领农民自卫军把数千敌军的“追剿”又粉碎了。不久，朱培德为应付军阀间的混战，不得不从宁冈撤出了祝容枝的二十四团“追剿”的部队，反动县长张开阳也奉命到吉安参加“铲共”训练，结果，宁冈只留下一个名叫李朝阳的连长代理县长。李朝阳为了稳定宁冈的政局，改军事“进剿”为安抚，派说客上山，要同袁文才讲和。袁文才也希望有个安稳的环境，于是说：“讲和可以，我必须保留武装。”

 

     李朝阳也提出条件：“那你缴些枪给我，我好向上面交差。”
    “缴枪不行。”袁文才回答说。
    “缴好枪不行，缴几支烂枪也不行吗？”李朝阳派人问。
    “烂枪？”
    “是的，只要你们缴出几支无用的烂枪，李县长便好向上司虚报战绩，以后就不再对你们以‘匪’相待了。”说客转达李县长的“意思”。
    袁文才权衡了利弊和当前的形势，为了利用合法手段来保存自己的武装力量，便答应了李朝阳的要求，缴了几支烂枪给他。
    随后，这位李县长为了安抚袁文才，又给了他“宁冈县保安团团总”的头衔。从此，宁冈反动当局的军事“进剿”告一段落。而袁文才接受县政府的粮饷，人马仍在山中，只是不再下山“吊羊”了而已。
    宁冈的豪绅地主靠着祝大头的“正规军”都没把袁文才“剿”下来，相反，他却还被李县长“招了安”，更是害怕农军武装出击。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财产，于是联络湖南酃县、茶陵的豪绅富户，成立了三县“和平委员会”。
    李县长一听：“我们正规军都拿不下绿林，你们成立和平委员会，天下就和平了？”
    豪绅觉得在理，有个人问道：“我们此举也是无奈，难道李县长有什么妙计？”
    “妙计谈不上，办法倒有一个。”
    “什么办法？”十几个脑袋全倾过来。
    “你们何不推举拥有武装的袁文才担任和平委员会的军事委员？”
    豪绅们恍然大悟。于是马上派人去请“袁团总”，用枪杆子来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而袁文才也想利用“和平委员会”、“保安团”的合法身份，暂时保存自己手中的这支拥有60多条枪的武装力量，于是提出条件：“我还有些兄弟在三县坐牢，放出人的话，我可以考虑。”
    三县的豪绅地主马上同江西、湖南反动政府联络，从监狱中放出一批共产党员和农民协会的骨干。于是，袁文才接受了和平委员会的推举，当上了三县军事委员。
    袁文才这一行动，保住了他所率领的这支农民革命武装。贺敏学、贺子珍等一批共产党人也在袁文才的庇护之下，在茅坪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得以生存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