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上山下两老庚”——袁文才与王佐
袁文才、王佐同生于1898年，客籍人，一在井冈山下的茅坪，一在井冈山上的茨坪，同是当时绿林领袖，后都从井冈绿林生涯走上革命道路。他们1926年在宁冈茅坪磕头结拜时，对天盟誓：“既是同年生，亦愿同时死。”1930年2月24日晨，两人同时被错杀于永新县城。
袁文才原名选三，原宁冈县茅坪马源坑人。家境比较贫苦，读了几年书，懂些纲常礼义，很想安贫乐道，不幸的是，他母亲被当地土豪所杀，结发妻子被土豪霸占，不得已投奔了绿林“马刀队”。王佐，原名云飞，小名南斗牯，井冈山下庄村人，家境也十分困苦，全靠母亲范辰妹做小生意维持生活。后其母被土豪逼嫁，家里生活更加困难。为报家仇，参加了朱孔阳的绿林军，先是做水客(侦察)，后因“吊羊”(绑票)得手，势力逐渐扩大，自封为首领。
大革命时期，袁、王各自发展到有60支枪、300余人的队伍。打的旗号是“劫富济贫，除暴安良”，在各自地区的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中共宁冈县委成立后，书记龙超清对袁文才进行了团结教育，并于1926年发展他参加了共产党组织。1927年元月，遂川县委也派王文铮到井冈山做王佐的工作。袁、王两支部队都先后打出农民自卫军的招牌。7月，两部会合安福农民自卫军，在王新亚统一指挥下，打开了永新县城，从监狱中救出了贺敏学等共产党人，成立了永新县革命委员会，贺敏学任主席，袁文才、王佐任副主席。并组织了赣西农民自卫军，王新亚任总指挥，王佐、袁文才任副总指挥。
袁、王两人虽然参加了革命组织和革命活动，但他们的队伍是没有什么政治纲领和革命目标的。他们是带有浓厚的封建帮会色彩，阶级观念模糊，流寇思想、游击习气严重，不讲政策策略，多猜疑，搞独立，离革命部队的要求甚远，不进行改造是不行的。为此，1927年10月初，前委在古城会上就讨论了对他们的团结改造工作。在实施过程中主要是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打消他们的顾虑。他们最怕的是别人解除他们的武装。10月6日，当毛泽东要去大仓村会见袁文才时，袁心中十分恐惧，他召集会议研究对策，,并派兵力埋伏在村庄周围以防不测。毛分析了袁的特点，不带大军前去，只带了两个警卫跟随，袁文才侦察后，才放了心。毛泽东同志向他介绍了革命形势和工农革命军的性质，还表示要帮助他们发展队伍，赠给袁文才104支枪。以后见到王佐，赠给他70支枪，这对他们两人是个极大的稳定。第二、取得信任。袁、王两人在井冈山下搞“吊羊”，土豪劣绅是十分仇恨他们的，特别是永新五县联防总指挥尹道一，人多，装备好，经常带兵上山打袁、王。毛泽东派出的党代表何长工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把尹道一部队引到了旗锣坳，一举歼灭之，并把尹的人头割下献给王佐。王看后,对人头打了三耳光，还骂道：“你这贼牯子，也有今天的下场！”从此,袁文才、王佐对毛委员和工农革命军加倍信任。第三,争取了群众。毛泽东制订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颇得群众的拥护，井冈山人把工农革命军当做自己家里人。1928年2月，袁王两支部队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不久，王佐参加了共产党。王佐、袁文才对毛泽东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到了积极作用。
党的“左”倾路线，边界的土客籍矛盾恶性发展，加上袁、王两人自身存在的问题，三者合一，造成1930年2月杀死袁、王的错案。党的“六大”决议案中关于对投诚的土匪部队的政策有“要杀戮其领袖，教育收编其士兵”的内容。中央特派员彭清泉到边界后，于1930年1月18日在遂川于田召开了赣西特委、湘赣边界特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决定的第三条是“坚决解决袁文才、王佐”。以朱昌偕为书记的边特和边界各县委书记都是土籍人，十分拥护这一决定。另外，,袁、王二人骄傲自大，不尊重边界特委和各县县委领导人。1929年底，他们捉住了茶陵县大土豪罗克绍，带到茅坪以后，袁、王想要罗克绍的造枪工厂设备，便采用感化手段劝降，以十分友好的态度对待罗。此事未经边界特委同意，引起特委的极大怀疑，误以为袁王勾结罗克绍谋反，必须采取果断措施解决之。这就是造成杀袁王的导火线“罗克绍事件”。23日，袁王根据边特的通知,到永新县参加特委会议，24日晨，朱昌偕带部队冲进袁文才住所，把袁打死在床上，永新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彭文祥带部队杀王佐，王和把兄弟刁辉林跳窗逃跑，因永新通往井冈山的东门浮桥被事先拆除，只好游水，结果在禾水河中淹死。
历史虽然应照了袁王同时死的盟誓，但却给革命根据地造成极大的损失。原32团参谋长谢角铭(袁的妻兄)、二营副王云隆（王佐的胞兄）率残部投敌叛变，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从此失守。直到1949年8月，井冈山人民才重新获得解放。
袁文才原名选三，原宁冈县茅坪马源坑人。家境比较贫苦，读了几年书，懂些纲常礼义，很想安贫乐道，不幸的是，他母亲被当地土豪所杀，结发妻子被土豪霸占，不得已投奔了绿林“马刀队”。王佐，原名云飞，小名南斗牯，井冈山下庄村人，家境也十分困苦，全靠母亲范辰妹做小生意维持生活。后其母被土豪逼嫁，家里生活更加困难。为报家仇，参加了朱孔阳的绿林军，先是做水客(侦察)，后因“吊羊”(绑票)得手，势力逐渐扩大，自封为首领。
大革命时期，袁、王各自发展到有60支枪、300余人的队伍。打的旗号是“劫富济贫，除暴安良”，在各自地区的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中共宁冈县委成立后，书记龙超清对袁文才进行了团结教育，并于1926年发展他参加了共产党组织。1927年元月，遂川县委也派王文铮到井冈山做王佐的工作。袁、王两支部队都先后打出农民自卫军的招牌。7月，两部会合安福农民自卫军，在王新亚统一指挥下，打开了永新县城，从监狱中救出了贺敏学等共产党人，成立了永新县革命委员会，贺敏学任主席，袁文才、王佐任副主席。并组织了赣西农民自卫军，王新亚任总指挥，王佐、袁文才任副总指挥。
袁、王两人虽然参加了革命组织和革命活动，但他们的队伍是没有什么政治纲领和革命目标的。他们是带有浓厚的封建帮会色彩，阶级观念模糊，流寇思想、游击习气严重，不讲政策策略，多猜疑，搞独立，离革命部队的要求甚远，不进行改造是不行的。为此，1927年10月初，前委在古城会上就讨论了对他们的团结改造工作。在实施过程中主要是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打消他们的顾虑。他们最怕的是别人解除他们的武装。10月6日，当毛泽东要去大仓村会见袁文才时，袁心中十分恐惧，他召集会议研究对策，,并派兵力埋伏在村庄周围以防不测。毛分析了袁的特点，不带大军前去，只带了两个警卫跟随，袁文才侦察后，才放了心。毛泽东同志向他介绍了革命形势和工农革命军的性质，还表示要帮助他们发展队伍，赠给袁文才104支枪。以后见到王佐，赠给他70支枪，这对他们两人是个极大的稳定。第二、取得信任。袁、王两人在井冈山下搞“吊羊”，土豪劣绅是十分仇恨他们的，特别是永新五县联防总指挥尹道一，人多，装备好，经常带兵上山打袁、王。毛泽东派出的党代表何长工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把尹道一部队引到了旗锣坳，一举歼灭之，并把尹的人头割下献给王佐。王看后,对人头打了三耳光，还骂道：“你这贼牯子，也有今天的下场！”从此,袁文才、王佐对毛委员和工农革命军加倍信任。第三,争取了群众。毛泽东制订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颇得群众的拥护，井冈山人把工农革命军当做自己家里人。1928年2月，袁王两支部队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不久，王佐参加了共产党。王佐、袁文才对毛泽东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到了积极作用。
党的“左”倾路线，边界的土客籍矛盾恶性发展，加上袁、王两人自身存在的问题，三者合一，造成1930年2月杀死袁、王的错案。党的“六大”决议案中关于对投诚的土匪部队的政策有“要杀戮其领袖，教育收编其士兵”的内容。中央特派员彭清泉到边界后，于1930年1月18日在遂川于田召开了赣西特委、湘赣边界特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决定的第三条是“坚决解决袁文才、王佐”。以朱昌偕为书记的边特和边界各县委书记都是土籍人，十分拥护这一决定。另外，,袁、王二人骄傲自大，不尊重边界特委和各县县委领导人。1929年底，他们捉住了茶陵县大土豪罗克绍，带到茅坪以后，袁、王想要罗克绍的造枪工厂设备，便采用感化手段劝降，以十分友好的态度对待罗。此事未经边界特委同意，引起特委的极大怀疑，误以为袁王勾结罗克绍谋反，必须采取果断措施解决之。这就是造成杀袁王的导火线“罗克绍事件”。23日，袁王根据边特的通知,到永新县参加特委会议，24日晨，朱昌偕带部队冲进袁文才住所，把袁打死在床上，永新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彭文祥带部队杀王佐，王和把兄弟刁辉林跳窗逃跑，因永新通往井冈山的东门浮桥被事先拆除，只好游水，结果在禾水河中淹死。
历史虽然应照了袁王同时死的盟誓，但却给革命根据地造成极大的损失。原32团参谋长谢角铭(袁的妻兄)、二营副王云隆（王佐的胞兄）率残部投敌叛变，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从此失守。直到1949年8月，井冈山人民才重新获得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