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丰碑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虽然井冈山斗争的硝烟已经消散在80年前，但人们对她关注的目光却从来都没停止过。
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后有158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3000多万人次的国内观众、20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上井冈山参观、访问、视察。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神奇力量吸引着那么多国内外、党内外人士汇聚到井冈山？回顾80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在井冈山求生存、求发展，浴血奋战，艰难创新，首开先河，敢为天下先，在井冈山上开创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第一个红色政权，创建了第一支人民军队，制定了第一部土地法……正是这些一个个具体的“第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也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马列主义理论宝库的丰富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从而奠定了井冈山斗争在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井冈山的斗争，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1927年10月开始，毛泽东同志带领秋收起义队伍来到井冈山后，在领导边界军民进行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的同时，还以巨大的精力进行理论上的创新，那就是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中国大革命失败前夕，毛泽东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不寻常的动向，因此很早就提出了“上山”的思想，并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一系列文章中提出和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同盟军问题，把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进行到了深层次。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这时已明确提出把对待农民革命的态度作为检验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试金石、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后来毛泽东又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出“靠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的“上山”的思想，他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这些都为他日后带领革命武装走上井冈山，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井冈山一年多的武装割据中，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升华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明确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进而又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中分析了“工农武装割据”存在的条件，那就是“⑴有很好的群众；⑵有很好的党；⑶有相当力量的红军；⑷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⑸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毛泽东还指出，“湘赣边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毛泽东这些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独创，为以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井冈山的斗争，探索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一直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城市，大革命失败后举行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其目的也是攻占大中城市。但是，由于缺乏经验，这些照搬俄国十月革命攻打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不同程度地遭到挫折和损失。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亲自领导发动了湘东赣西秋收暴动。但是，由于暴动一开始按照湖南省委的计划准备进攻中心长沙，因此，暴动不可避免地遭遇失利。这时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身份果断命令部队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引兵井冈山，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其实，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和决定决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和突发奇想，他在长期的探索中发现，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在农村的农民，这与俄国的情形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情况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同盟军是农民，中国革命的力量也只有在反动势力鞭长莫及的农村才有可能得到首先的恢复和发展。正是认识到这些特点，毛泽东才决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并在此积蓄力量，进而包围城市，夺取政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
2002年4月15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谭震林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毛泽东开辟的这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道路表述为“井冈山道路”。 井冈山道路的具体内容就是，坚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重要依托，四者有机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把中国广大的农村建设成为伟大的战略基地，最终实现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井冈山道路，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伟大创举，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宝库的重大发展。
三、井冈山的斗争，建设了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中国红军
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暴力学说，结合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国家没有民族独立，人民没有民主自由，只有用武装的革命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以革命的军队去推翻旧的国家机器，才能建设一个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因此，只有建设关人民的军队才能实现革命的目的。
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深深感到建设人民军队的迫切性：“党和群众不得一起军事化”、“那一处没有武装，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井冈山红军的建设是和根据地的建设相辅相成的。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部队首先打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让广大的民众知道这是一支什么性质的队伍。但是，党对军队的领导、党在军队中作用和影响、党组织对于普通战士的凝聚力都还是十分薄弱的。因此导致的后果是，许多官兵对革命的性质不清楚、一部分人的思想情绪发生悲观动摇、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部队经不起残酷战争的考验、军队中开小差的司空见惯……。面对这种情况，当起义部队行至永新三湾时，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身份果断对部队下达了就地休整、进行改编的命令。
三湾改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将支部建在连上”。在此之前，只有团一级的建制中才有党的组织，即团为党的支部单位，而在军队的基层组织连队一级却没有党的组织，这样势必削弱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不能从思想上抓住士兵。三湾改编时，毛泽东总结了这个教训，在部队各级都设立了党的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立党代表兼任党的支部书记，专门做党的工作，做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从而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无独有偶。1927年10月底，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进入到江西南部的大庾地区时，也进行了一次改编，重点同样是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南昌起义虽然开始了我党独立领导军队的新时期，然而这支部队只是在上层领导机关和军官中有少数党员，在广大的士兵中一般没有党、团员，因此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经过大庾整编，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的支部。当时虽然没有实行“支部建在连上”，但是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了各个连队中，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
之后，红军领导人不断地为塑造新型的人民军队做着艰苦的努力，规定了红军的“三大任务”、颁布“三项纪律、六项注意”、总结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十六字诀”……
正是朱毛两支部队组成了井冈山红军——中国红军第四军最主要的部分。后来，先有井冈山的地方武装袁文才、王佐部队，后有当时与红军交战的国民党部队投诚。更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湖南平江起义组建的红五军来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进一步壮大了红军的力量，扩大了井冈山的影响。
经过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的努力，中国红军成了一支区别于古今中外任何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所谓“新型”的显著的特点是：⑴、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实行党指挥枪的原则；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红军的宗旨。在井冈山，红四军虽然只有6000余人、4000余支枪，但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无数有志者的努力，最后发展成为拥有数百万人、打败蒋介石的800万军队的人民解放军，并最终将红旗插上天安门。
四、井冈山的斗争，锤炼、造就了一代伟人，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
80年前，在井冈山这面旗帜下汇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不同身份、不同职业、不同文化、不同性别的革命志士。在革命战争的锻造下，在“井冈熔炉”（朱德语）的锤炼中，井冈山人才辈出，群星灿烂。
一代名将卢德铭、张子清、王尔琢、伍若兰、袁文才、王佐、毛泽覃、朱云卿、陈毅安等等，或长眠在井冈山上的红土地上，或在全国胜利到来之前而英勇献身，他们的名字已成为我们后人心中的一座座丰碑。
建国以后，开国元勋毛泽东以及谭震林、滕代远、何长工、陈正人、江华、张平化等数十位革命老前辈和康克清、贺子珍、彭儒、吴仲廉等一批巾帼英雄成了我们党和国家、或政府重要部门的重要领导人。
从1955年到1965年的十年中，在中国人民解放授予军衔的将帅中来自井冈山的就有50多位：
十大元帅中有五位，占1/2；
十大将中有三位，占1/3；
有宋任穷、肖克、朱良才等十五位上将；
有王紫峰、张今彬、张国华、欧阳毅等二十一位中将；
有王云霖、龙开富、刘显宜等十二位少将。
所以，井冈山既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又是红军将帅的摇篮！
五、井冈山的斗争，为中国革命、为新中国的成立探索出了最初的成功经验
除了上文所说的军队建设之外，井冈山的斗争还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等诸多方面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许多最初的经验。
1、党的建设
要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首先必须在农村造就一支能战斗的党员队伍，扩大党在农村的群众基础。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前，毛泽东对井冈山已有一定的了解，他认为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有几个有利的条件，其中之一便是有很好的党和很好的群众。然而，由于大革命的失败，井冈山区即湘赣边界一带党的组织也和全国各地一样遭受到极大破坏，所以，当工农革命军初到井冈山时，“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摆在毛泽东和前委面前的首要任务便是恢复边界党的组织。
1927年9月25日，秋收起义部队占领莲花县城后，第二天便召开了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研究莲花县党的工作；10月中旬，毛泽东在酃县水口接见当地党的负责人周里，并写信给湘南特委，建议派人加强酃县的工作；11 月上旬，毛泽东率部游击归来后，在宁冈茅坪象山庵主特召开了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着重研究重建党手组织、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武装斗争的问题。
自从象山庵会议后，边界各县党组织的面貌为之一新。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茶陵等地相继恢复和建立了党的县委或区委。同时，建立农村中党的基层组织、在农村中发展贫雇农入党等项活动也进一步开展起来。1927年12月，前委派遣毛泽覃等军队干部到宁冈县的乔林乡等乡村帮助建立党的组织；工农革命军的营党代表宛希先则被派往永新的九陇山区一带帮助建立党组织；1928年3月初，毛泽东还亲自到永新秋溪等地，发展了一批农村党员，成立了秋溪乡党支部。
在此基础上，1928年5月20日，经江西、湖南两省委的同意，在宁冈茅坪谢氏慎公祠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至此，井冈山有了统一的地方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担任第一任特委书记。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到1928年5月前后，边界党的建设进入了大发展时期，边界党员人数最多时达到万人以上。党的工作的大步迈进，为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2、政权建设
中国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推翻腐朽反动的统治阶级，夺取全国范围内的政权。而正是从井冈山开始，共产党开始小范围地建立政权，执掌政权，从而逐步积累执政经验。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论断。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开始着手创建根据地，使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以后，在井冈山得以首次执掌红色政权。
最值得一提的是湘赣边界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成立。1927年11月18日，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攻占茶陵县城，成立茶陵县人民委员会。但是，新成立的茶陵县政府沿袭旧政权机构的一贯作法，仍旧是坐堂审案，派款派捐。在老百姓的眼里，这个县政权与国民党的政权无异，工农革命军虽然夺取了茶陵县政权，而茶陵全县仍旧是一潭死水。宛希先写信把茶陵的情况告诉了在井冈山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其时，毛泽东因病脚未能随大部队行动），毛泽东得知消息，立即回信指示，要改变做法，不能按国民党那种老方法办，要成立工农兵政府。11月22日，原茶陵县人民委员会被撤销，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工农兵政府由工人代表谭震林（县工会主席）、农民代表李炳荣和士兵代表陈士榘（工农革命军）组成，推举谭震林为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以后，还组织了农会、工会、妇女会等组织，并组织了宣传队，开始分派人员到城郊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组织赤卫队。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作为一个由共产党独立执政的县级红色政权，在全国来说，当属第一个。茶陵县由人民委员会到工农兵政府的经过说明，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夺取政权，不能简单地接过旧的国家机器，而必须在以革命武装摧毁反动政权以后，充分发动群众，重新建立由工农兵的优秀代表组成并能体现工农兵即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的新的革命政权，如果这个新的政权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那它只能再一次走向消亡，而由最能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政权来代替它。
毛泽东带领部队回到井冈山后，总结了部队在茶陵的经验教训，在宁冈砻市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其中有：“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虽然不是一个很成功的典范，但毕竟是共产党第一次正式地执掌一个县级政权，从此共产党开始局部地、艰难地登上独立执掌政权的舞台。
随后，工农革命军打到哪里，红色政权就建立到哪里。全盛时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六个县的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及大批区乡政府，成立了统一的边界政府。整个根据地内，县、区、乡各级工农兵组织日臻完善，县、区、乡的工农兵代表会议为最高权力机关，由代表会议产生的执行委员会为该级工农兵政府的执行机关，执行委员会均设常务委员会，并推选出执委会主席。县区执行委员会下设有财政委员会、文化委员会、裁判肃反委员会、土地委员会、赤卫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等。乡工农兵政府执行委员会则下设秘书、土地、财务、文化、裁判兼肃反委员会，分司乡工农兵政府各项工作，至此，整个湘赣边界有了一个统一的、自成体系的、层层负责的红色政权。
在井冈山，共产党人朝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方向，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1950年，斯大林的首席华语翻译费德林在井冈山参观后，感慨万分地说：“井冈山可以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我想，将来的历史学家们一定会论证我这个观点的。”
3、土地革命
毛泽东曾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百分之六十，农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因此，要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争取革命的同盟军，就必须解决他们切身的土地问题，在井冈山，毛泽东准确地找准了土地这个切入点。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不久，1928年2月，毛泽东派毛泽覃在宁冈大陇乔林村进行了土地革命的试点。3月，工农革命军在南下湘南的途中，在湖南酃县的中村和桂东沙田等地进行了最早的插牌分田，算是对边界开展大规模的土地革命运动的一次演习和探索。
1928年5月至7月，边界各县在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各县区乡成立了土地委员会指导土地革命的进行。另外，边界特委还抽调了大批的红军干部深入到各地乡村，发动群众，调查研究，掌握政策，指导分田。井冈山分配土地的原则是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以原耕为基础，好坏搭配。
经过这一次大规模的土地革命运动，湘赣边界各县的土地大部分配完成。土地革命的深入进行，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斗争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广大农民踊跃参军参战，加入红军队伍和地方武装，保卫胜利果实，加快了根据地的发展。
从1927年10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到现在，整整80年过去了。虽然时间已经久远，战争的硝烟已经消弥，但是80年前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历史丰碑却永远耸立在人们的心中，在历史的长河中愈显高大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