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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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建立

        茅坪安家后,毛泽东便开始对边界各县情况进行考察,并在井冈山及其周边地区开展革命活动。通过调查,毛泽东了解到,宁冈是一个多山的小县,其周围有茶陵、永新、遂川、酃县、莲花五县。各县经过农民运动洗礼,革命工作都有了基础。茶陵、永新是这六县中的大县,人口多,地或宽,经济强。茶陵是井冈山割据区通往湖南的门户和屏障。“同时向茶陵、永新发展,可以影响两省,并两省上游。以此地为大本营的意见,泽东同志早有了,便有边界特委组织的建议。”
        10月21日上午,宛希先率第一营的二、三两个连攻打茶陵县城。到达县城外围时,宛希先派谭希林带一个班在去往攸县和酃县的交叉路口警戒,以防意外,自己带领部队化妆成国民党的士兵,大模大样地走进城的西门。茶陵县政府的警察以为他们是国民党军,还向他们行礼。他们趁其不备,立即下了警察的枪械,张贴革命标语,直捣县署衙门。县署官吏及城内豪绅惊惶失措,望风而逃,县长钻到茅房里躲起来才侥幸保住性命。工农革命军战士砸开了监狱,救出80余名在押待毙的工农运动骨干;又在这些骨干的配合下,抄查了县署内的卷房和财产保管处,搜索出报纸资及钱财。下午4时许,宛希先率领部队并带着部分被营救出狱的工农运动骨干离开茶陵城,在离城30多里的一个村子里宿营。在这里休息一天后,经和尚庄回到宁冈。这次军事行动,史称“一打茶陵城”。
        “一打茶陵城”的战斗规模并不大,时间也不长,意义却很大:首先是扩大了政治影响,鼓舞了茶陵人民群众。自1927年6月以来,茶陵城乡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当时的工农运动骨干有的被杀、有的被捕、有的被迫流落他乡,参加过工运农运的会员随时有被国民党茶陵当局当做“暴徒”杀害的危险,加之“共产党已被斩尽杀绝”的谣言四起,致使茶陵民众情绪低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这次工农革命军又打了进来,人民群众知道共产党还在,感到革命还有希望,精神重新振作起来。其次是震慑了敌人。曾经嚣张一时的豪绅顿感惊恐,有了“胜负难定”的疑虑,有的向工农群众求好,有的小地主还主动向农民求和。再者,此次行动营救了一批革命中坚分子。一打茶陵前,李炳荣等80余名中坚分子已被国民党茶陵当局拘拿在押,并已定罪待决,只是择日执行,一经救出,他们便积极参加了井冈山斗争。
        不久,工农革命军决定“二打茶陵城”。1 1月15日,部队奉命集中于宁冈的大陇,毛泽东向干部、战士作战前动员。他说:“现在李宗仁和唐生智军阀混战,把军队都拉走了,山下县城空虚,正是我们开展革命工作的好机会……你们马上就要出发。”11月16日,团长陈皓、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团部和一营及特务连离开大陇,由李炳荣当向导,向茶陵进发,当晚在茶陵坑口墟宿营,打了土豪。17日早上,挨户团前来骚扰,工农革命军一举将其击溃。随后,部队先沿沔水,后沿洣水向茶陵城近。入夜,进入茶陵城附近的中瑶村宿营。经对茶陵城里情况侦察,了解到城里只有湘东清乡司令罗定的部队,没有正规军。18日早晨,工农革命军开始攻城。罗定的部队自知不敌,没有怎么抵抗就闻风而逃了,县长刘拨克仓皇窜至攸县。
        工农革命军一进茶陵城,即占领了县署衙门,安定社会秩序,城里居民生活照常。茶陵县城是工农革命军进军井冈山之后占领的第一座县城由于没有执政经验,也没有思想准备,因此出现了一些问题。1927年11月18日,成立了“茶陵县人民委员会”,谭梓生被委任当县长,但他对如何当红色政权的县长,心中无数, “没有经验,开始是按旧章程办事”。团长陈皓由于旧军队的积习很深,从艰苦的山沟里进到茶陵县城便故态复萌,享乐思想抬头,每日吃包餐,甚至不顾军纪嫖妓,后来发展到私吞黄金。他不带领部队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部队的供给由商会派。部队“只停留在每天‘三操两讲二点名,上,既不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也不做御敌的准备。茶陵的群众大为失望,说是同旧军队、旧政府相比,‘换汤不换药”。
        宛希先目睹了新成立的茶陵县人民委员会的种种弊端以及陈皓等军官的所作所为,甚为忧虑,写信嘱人送交远在茅坪的毛泽东。毛泽东立即复信宛希先,指示:由部队派县长是不对的。新的政权不能按国民党那一套搞。要成立工农兵政府,要发动群众,要保护商店,保护邮局,保护医院,保护学校。宛希先接到毛泽东的信后,迅速向部队里的党员、团营干部、士兵委员会和县人民委员会以及茶陵的党组织作了传达,要求遵照毛泽东信中的指示,把发动群众作为党和军队的重要工作内容,坚决地依靠群众,组建县工农兵政府。1927年1 1月27日,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和士兵委员会,分别选出了谭震林、李炳荣、陈士榘为各自的代表,并选举工人代表谭震林担任政府主席。
        1927年1 1月28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县级工农兵政权一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在县城洣江书院操坪举行。谭震林在大会上讲了话,公布了由工农兵代表共同签署的《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布告》,号召全县群众行动起来,恢复工会、农会,建立基层政权,惩治土豪劣绅。会后,县城各界人士和士兵以及进城来参加大会的农民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游行队伍来到了县工农兵政府驻地,只见旧县衙门气象一新,大门横匾上书写着“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几个大字,大门两边还贴着一副对联:“工农兵政府,‘苏维埃精神。”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下设立民政、财经、青工、妇女四个部,分别由杨绍震、罗尚德、罗青山、陈叔同担任部长。原县人民委员会同时撤销,谭梓生返回部队。
        紧接着,县工农兵政府派出了由政府工作人品和工会、农会骨干以及士兵等组成的工作队,深入乡村,帮助恢复农民协会,建立区、乡工农兵政权,发动群众清算土豪劣绅的罪恶。 11月底,马江区工农兵政府成立,主席张善诚,陈和南、曾月伟、黄绍香、郭日华、陈运发等为区政府工作人员,张忠发任区工会主席,曾飞虎任区赤卫队长,雷秀珍、雷令珍为区妇女联合会负责人。区政府设在文江书院。马江区工农兵政府成立后,遇到豪绅的反抗,在工作队的支持下,张善诚下令将其捉拿到县,县工农兵政府立即将其判处,打人监牢。这件事在全县引起很大震动,广大群众认识到工农兵政府是自己的政府,从而真心实意地拥护这个政府。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工农兵政权,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政权的尝试。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建立,标志着井冈山斗争发展到了建政的阶段。尽管这个政权因强敌进攻,存在的时间仅有一个月,有些工作还来不及充分展开或做得还不够,但它为以后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和教训,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政府。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后,虽然成立了一个县人民委员会,更换了县长,但是政府按旧衙门制度,升堂审案,派粮派款,脱离群众。这样的政府,群众是不欢迎的。后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组成了由工会、农会、士兵委员会组成的工农兵代表会议,建立了工农兵政府。工农兵政府为民众做主,为穷人撑腰,赢得了群众的承认,得到了群众的拥护。
        第二,充分发挥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作用,实行民主建政。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领导人是通过自下而上层层推举出来的,因而这个政权有群众作基础,赢得了群众的承认和拥护,也把群众吸引到政府的周围,使群众得到了政治训练,提高了革命觉悟。这种自下而上民主产生政府领导人的做法,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各县建立政权时所仿效,也为此后的各级苏维埃代表会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仿效。
        第三,政府组成人员坚持以工农兵为主体,并吸收革命知识分子。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组成人员主要是工人、农民、士兵代表,也吸收了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如前述工农兵政府之下四个部的部长都是革命知识分子。这为以后的工农兵政权广泛地团结各阶层的群众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第四,坚持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正确处理好党组织和政府的关系。党要领导政府,但又必须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由于缺乏得力的党组织领导,开始成立的县政权存在种种弊端,而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在前委委员、营党代表宛希先的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并且自觉服从党组织的领导,其重大决策往往要请示茶陵县委。陈士榘在谈及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时说:“谭思聪、陈韶是县委的,住在天主堂,有什么事都到天主堂去商量,实际权力在县委。”茶陵党组织和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关系的处理,为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权的建设提供了示范。
        第五,在革命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应“以农村为中心”。茶陵城虽说不是大中城市,也不是中心城市,但它毕竟是茶陵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是反革命势力的集结地。革命军攻下县城并在城中长期坚持下去,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做不到的。在工农革命军占领茶陵城后,毛泽东对茶陵的军事形势非常关注,要求他们每个星期向他汇报一次,一有紧急情况,随时准备从城中撤离出来。从此不难看出,毛泽东的着眼点没有放在长期占领城池,而是“以农村为中心”。
        第六,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一定要与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相结合。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虽说已经建立,但是它存在的时间太短,没有来得及进行土地革命,群众发动得不够充分。农民自愿加入革命军的人数也非常少,当工农革命军遇到困境时,真正愿意出来帮助的人不是很多,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在以后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过程中,各县的地方党组织与工农兵政府之所以能够较好地将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其中一条原因就是汲取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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