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项英
项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活动家，长期在我党我军担任重要职务。在他20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与艰难困苦相伴，历经风险，却从未动摇他的信念。特别是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项英与陈毅等领导游击队，在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英勇机智，九死一生，浴血坚持，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殊死斗争，终于迎来了全国争取抗日统一战线的胜利。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充分肯定项英及南方各游击区同志“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这个决议，是党中央给予项英和他的战友们的最高奖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后来在延安采访时，听了这段事迹之后，深有感触，惊叹“项英是从坟墓里回来的人”。
1．工人运动的先驱
项英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早在1920年，项英就投身于工人运动，当时还在武昌城纺织厂做工的项英利用本厂工人受工头虐待和工资低微的不满情绪，选择有利时机，成功地发动了一次罢工，这是项英第一次领导罢工斗争，大大地提高了项英开展工人运动的信心。1921年8月，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部机关。随着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各地纷纷要求劳动组合书记部派员指导工作，项英被派往武汉江岸筹备江岸工人俱乐部。他依照党的指示，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消除帮会影响，促进工人群众的团结，很快打开局面，江岸]己人俱乐部挂牌成立。1922年4月，在包惠僧的介绍下，项英加人中国共产党。
项英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上的才能很快得到显露，在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项英是最活跃、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中国近代史上两次著名的工人运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和“五卅运动”都有项英积极活动的身影。1922年7月，项英作为武汉地区的代表出席了党的“二大”。会后，参加了在郑州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二次筹备会，被选为筹备会的总干事。军阀吴佩孚阻挠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项英、陈潭秋、林祥谦等领导2万多名京汉铁路工人举行了总罢工，全路1200公里顿时瘫痪。项英始终战斗在第一线，在军阀血腥镇压罢工工人，逮捕工人领袖时，项英率领工人纠察队冲进车站，营救被捕的工人。“二七”惨案后，项英等17名工人领袖遭到通缉。项英不顾被捕牺牲的危险，仍然坚持工作，直至党组织通知他转移。
1924年5月，党组织调项英到上海任沪西平民学校教师，他在沪西平民学校的基础上建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通过平民学校和工友俱乐部，项英及时把党的指示精神传达到工人群众中，工人群众很快被团结和组织起来，不久便迎来了沪西日商纱厂大罢工和波澜壮阔的“五卅运动”。项英夜以继日地工作，与邓中夏、李立三等人一起指挥了22个纱厂近4万名工人的大罢工，最后取得胜利。
1926年5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项英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同年9月，在北伐军攻克武昌前夕，项英重返武汉，发动武汉工人运动配合北伐军攻克武昌城。在他的领导下，武汉各级工会组织迅速恢复发展，并成立了武汉总工会，统一了武汉工人阶级的力量。随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成立办事处，项英任宣传部长，负责指导湘、鄂、赣、皖、川五省工人运动。10月，湖北全省总工会成立，项英与刘少奇、董必武、李立三、恽代英等人一起培养了一大批工运骨干，极大地促进了湖北各地工人运动的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项英转赴上海，在白色恐怖下开展工会工作。1928年6月，项英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在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从一个纺织学徒成长为党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之一。1948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祝词中，将项英等16名中国工运先驱誉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
2．中央苏区的领导人
早在1930年2月4日，党中央根据不断发展的革命斗争形势需要，决定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提出了筹建全国苏维埃的任务。项英参与了这项工作的研究和决策。 10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等人组成苏区中央局，负责指导全国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工作。 1930年底，项英肩负组建苏区中央局的重任，由上海经福建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从这时起，项英将不再从事他所熟悉的白区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的工作，而将去学习和从事全新的苏区党的工作和军事工作，由于周恩来一时难以离开中央，无形中加重了他在苏区工作的艰巨性。
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黄陂小布正式成立，项英任代理书记（书记周恩来）、中央军委主席，主持中央局工作，朱德任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部主任。
项英刚主持中央局工作，就碰到当时红军内部和江西地方党因抓AB团引发的“富田事变”。然而，当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却相信了敌人方面有关AB团的资料，认为AB团已混入共产党内部和红军中来，为此开展了我党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在不到4万人的红一方面军，打了AB团分子的就有4400多人，也就是说每9个红军指战员中就有一个AB团分子。1930年12月，在人人自危的肃反扩大化中，被打为AB团分子的红二十军一些指战员冲到富田释放了近百名被关押的人员，这就是在苏区轰动，一时的“富田事变”。项英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在肃反过程中存在着严重扩大化倾向，甚至出现严刑逼供、乱咬乱杀的情景。他当机立断，要求立即纠正反AB团斗争中的缺点错误，并提出党在每个斗争中都应以教育方式教育全党党员，处理“富田事变”就按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否定了总前委对“富田事变”是“反党反革命的暴动”的定性。正是由于项英做出的决定，才使得当时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一度缓和下来，暂时保护了一大批同志免遭杀害。但却遭到执行王明“左”倾错误的中央代表团的否定，他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也被撤销。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举行，项英代表主席团致开幕词。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个与国民党政权对立的红色政权从此诞生，她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群众治国安邦的最初尝试。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的岗位上，项英积极协助毛泽东主席，发展根据地经济建设，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开展土地革命，健全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在制裁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项英的主持下，苏维埃政府建立起司法机构，制定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第一次制定的有关婚姻方面的法规，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旨在解放妇女的法规。1933年6月30日，项英还以中革军委代主席的名义发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确定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日为红军的建军节。从那以后，“八一”就成为红军和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当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人民军队有了自己最可亲可贵的一天。同年7月9日，项英又以中革军委代主席的名义发布了颁发红星奖章的命令，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被授予一等红星奖章；陈毅、张云逸、罗瑞卿、萧克、何长工等34人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王震等53人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以此来鼓舞红军广大指战员的革命热情，激发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项英以竭尽全力开展苏维埃运动而闻名，美国友好人士尼姆·韦尔斯将项英与毛泽东、朱德并称为“中华苏维埃的三巨头”。
3．浴血坚持的主心骨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被迫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此时的红军部队面临的局势十分严峻，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由谁留下来承担掩护红军主力转移并准备牺牲的重任。在危难时刻，历史又一次把项英推上了特殊的战争舞台。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临危受命，担任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随后，中革军委在转移途中，又电令项英，成立中央军区，项英任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选择项英留守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整个红军的命运寄托在他的勇气和忠诚上面”。当时中央给项英及中央分局的任务是：牵制国民党军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苏区和土地革命胜利成果，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统治下去，准备在有利条件下配合红军主力反攻，恢复被国民党军占领的城镇和地区。并划定瑞金、宁都、会昌、雩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是项英率领部队必须最后坚守的阵地。 1934年10月12日，项英送别了中共中央和军委总部的最后一支队伍，面对一个无法想象的局面。当时，留给中央苏区的红军加上政府工作人员虽然近3万人，但是，有枪的少，多数是徒手和大刀、梭镖，而且其中还有一万多人是需要别人来照顾和保护的伤病员。他们将要迎战的是8万红军主力未能抵挡得住的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进攻，困难可想而知。
在红军主力全部撤离后的第3天，项英主持召开了中央分局第一次会议。会上，他下达了两道命令：第一，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能否胜利进行战略转移，事关全党、全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每一个都必须以积极的行动配合；第二，作为共产党员、革命军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命令，不许任何人在党中央和主力红军还没有离开苏区前搞疏散。项英用自己的言行表明了他坚强的组织观念和坚定的党性。项英要求机关工作人员正常对外办公，处理公务，以迷惑敌人，封锁红军主力转移的消息。直到一个月之后，国民党才彻底弄清红军主力已经转移。红军主力在国民党的重兵围剿中悄然转移，这使蒋介石极为恼火，便开始用极其严酷的手段对赣南、闽西为主的中央苏区进行所谓“全面清剿”。国民党军队加紧构筑堡垒封锁线，将苏区分割成无数个小块，加紧“清剿”，使留下的各地党政机关和红军部队受到很大的损失，项英等领导下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活动的区域一天天被蚕食，每个人的生命都危在旦夕。形势越来越紧张，项英一方面不断发电向中央报告情况，请求中央给予“详细指示”，明确“行动方针”。然而，由于党中央忙于红军主力转移，致使3个月“无指示”、“无回电”。同时，在残酷的战斗现实中，项英在陈毅等人的建议下，谋求新的斗争方式。直到遵义会议后，项英才盼来了中央发来的电报。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项英将部队分9路突围，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突围前，项英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报告突围情况。电报从早上一直发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发完。此时敌人逼近，项英和陈毅下令埋掉电台、烧掉密码，离开雩都，向赣粤边突围。从此，他们与中共中央彻底失去了联系。在突围战中，部队几经辗转，历尽艰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瞿秋白、贺昌、何叔衡等一批党和军队的领导人相继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35年3月，项英、陈毅率部突围来到了赣粤边根据地的中心——油山。赣粤边成了国民党军重点“清剿”的地方。项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唯有游击战术，才能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 1935年4月上旬，项英组织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史称“长岭会议”。会议决定在“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战略方针下，实行“化整为零，分兵游击”的计划05月，国民党纠集约50倍于游击队的兵力对赣粤边游击区进行全面“清剿”，叫嚣要在3个月内“打死、饿死、困死”游击队员。由于敌人的封锁，红军游击队的生活极为艰难，他们夜里不敢在镇上或村里睡觉，怕遭敌人的突然袭击，只能在山林里风餐露宿。项英后来回忆说：“几乎有两年时间我夜里从不脱衣服，而且总是穿鞋子睡觉。我们多数士兵都是这样。那时我老穿一套棉布制服，后来这套衣服褪了色，破破烂烂地尽是补丁。”更为困难的是，敌人采取“移民并村”和赶老百姓出山的“封坑”手段，企图断绝游击队和群众的联系，使游击队得不到粮食、盐以及基本生活用品和药品。此时的项英和游击队员们过着像野人一样的生活，他们只能与山中的动物为伴，吃野菜、摘野果、挖竹笋，甚至于烧马蜂窝吃。当什么也找不到的时候就只能忍饥挨饿。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这样写道：“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这就是当时游击队真实生活的生动写照。由于缺少基本的医疗用品和药品，许多指战员牺牲于疾病。就在这样每天都生死未卜的环境中，项英和陈毅保持着他们一贯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对革命前途的乐观主义精神。项英经常这样教育身边的干部战士：我们只要剩下一个人，也要顽强地坚持下去，共产党的旗帜不能倒，游击队的旗帜不能倒。
然而，人民群众与游击队在斗争中结下的血肉联系并不是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封锁所能割断的。项英、陈毅领导的游击队始终把人民群众看作“重生亲父母”，即便是游击最艰苦、朝不保夕的日子，也时刻不忘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游击区，他们指挥游击队和群众一起打土豪，将没收的财物分给群众；在赤白交界区，组织群众抗租、抗粮、抗税、抗丁，保护群众的利益。他们帮助老百姓修建被烧毁的房屋，慰问被敌人伤害的老百姓及其家属，深得人民群众的敬仰和爱护。不管敌人采取怎样的手段，人民群众总是想方设法接济粮食、传递情报，支援红军游击队。项英对此深有体会：“要不是有人民的支援，我们早就饿死了。我们有许多小分队，被南京政府军队所截断，是被农民保护下来的，农民帮他们收藏了枪支。农民愿意把他们仅有的少量米分给我们吃。”正是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红军游击队渡过了重重难关，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也正是因为有游击队的存在，才使苏区人民始终意识到共产党还在、红军还在。国民党原定的3个月结束清剿的任务，就这样只好一拖再拖，由半年改为一年，最后改为无限期的“长期清剿”。
红军的游击战术在国民党军队的长期“清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红军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等的指挥下，机动灵活地在国民党军队四面夹击中求得生存，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当初留守中央苏区的近三万人，虽然不断地补充兵力，但是经过三年的游击战争，到1937年10月新四军接受编组时，只剩下1200余人，南方八省游击区总人数也只有10300余人，6000多支枪。但是，这支人员不多、装备简陋的队伍，却是经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浴血坚持保存下来的精华，是一支久经考验、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军队。他们很快奔赴抗日前线，驰骋江淮大地，成为了让日寇闻风丧胆的铁军。
1937年11月，项英经西安到达延安，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党中央身边，受到了凯旋英雄般的接待。在延安短暂居住的日子，项英每天都要接待前来看望他的战友们。那些曾经与他患难与共的老战友们简直不敢相信项英能够在濒临绝境中生存，都把他看作是死里复生的人。
1．工人运动的先驱
项英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早在1920年，项英就投身于工人运动，当时还在武昌城纺织厂做工的项英利用本厂工人受工头虐待和工资低微的不满情绪，选择有利时机，成功地发动了一次罢工，这是项英第一次领导罢工斗争，大大地提高了项英开展工人运动的信心。1921年8月，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部机关。随着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各地纷纷要求劳动组合书记部派员指导工作，项英被派往武汉江岸筹备江岸工人俱乐部。他依照党的指示，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消除帮会影响，促进工人群众的团结，很快打开局面，江岸]己人俱乐部挂牌成立。1922年4月，在包惠僧的介绍下，项英加人中国共产党。
项英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上的才能很快得到显露，在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项英是最活跃、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中国近代史上两次著名的工人运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和“五卅运动”都有项英积极活动的身影。1922年7月，项英作为武汉地区的代表出席了党的“二大”。会后，参加了在郑州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二次筹备会，被选为筹备会的总干事。军阀吴佩孚阻挠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项英、陈潭秋、林祥谦等领导2万多名京汉铁路工人举行了总罢工，全路1200公里顿时瘫痪。项英始终战斗在第一线，在军阀血腥镇压罢工工人，逮捕工人领袖时，项英率领工人纠察队冲进车站，营救被捕的工人。“二七”惨案后，项英等17名工人领袖遭到通缉。项英不顾被捕牺牲的危险，仍然坚持工作，直至党组织通知他转移。
1924年5月，党组织调项英到上海任沪西平民学校教师，他在沪西平民学校的基础上建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通过平民学校和工友俱乐部，项英及时把党的指示精神传达到工人群众中，工人群众很快被团结和组织起来，不久便迎来了沪西日商纱厂大罢工和波澜壮阔的“五卅运动”。项英夜以继日地工作，与邓中夏、李立三等人一起指挥了22个纱厂近4万名工人的大罢工，最后取得胜利。
1926年5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项英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同年9月，在北伐军攻克武昌前夕，项英重返武汉，发动武汉工人运动配合北伐军攻克武昌城。在他的领导下，武汉各级工会组织迅速恢复发展，并成立了武汉总工会，统一了武汉工人阶级的力量。随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成立办事处，项英任宣传部长，负责指导湘、鄂、赣、皖、川五省工人运动。10月，湖北全省总工会成立，项英与刘少奇、董必武、李立三、恽代英等人一起培养了一大批工运骨干，极大地促进了湖北各地工人运动的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项英转赴上海，在白色恐怖下开展工会工作。1928年6月，项英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在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从一个纺织学徒成长为党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之一。1948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祝词中，将项英等16名中国工运先驱誉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
2．中央苏区的领导人
早在1930年2月4日，党中央根据不断发展的革命斗争形势需要，决定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提出了筹建全国苏维埃的任务。项英参与了这项工作的研究和决策。 10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等人组成苏区中央局，负责指导全国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工作。 1930年底，项英肩负组建苏区中央局的重任，由上海经福建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从这时起，项英将不再从事他所熟悉的白区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的工作，而将去学习和从事全新的苏区党的工作和军事工作，由于周恩来一时难以离开中央，无形中加重了他在苏区工作的艰巨性。
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黄陂小布正式成立，项英任代理书记（书记周恩来）、中央军委主席，主持中央局工作，朱德任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部主任。
项英刚主持中央局工作，就碰到当时红军内部和江西地方党因抓AB团引发的“富田事变”。然而，当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却相信了敌人方面有关AB团的资料，认为AB团已混入共产党内部和红军中来，为此开展了我党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在不到4万人的红一方面军，打了AB团分子的就有4400多人，也就是说每9个红军指战员中就有一个AB团分子。1930年12月，在人人自危的肃反扩大化中，被打为AB团分子的红二十军一些指战员冲到富田释放了近百名被关押的人员，这就是在苏区轰动，一时的“富田事变”。项英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在肃反过程中存在着严重扩大化倾向，甚至出现严刑逼供、乱咬乱杀的情景。他当机立断，要求立即纠正反AB团斗争中的缺点错误，并提出党在每个斗争中都应以教育方式教育全党党员，处理“富田事变”就按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否定了总前委对“富田事变”是“反党反革命的暴动”的定性。正是由于项英做出的决定，才使得当时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一度缓和下来，暂时保护了一大批同志免遭杀害。但却遭到执行王明“左”倾错误的中央代表团的否定，他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也被撤销。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举行，项英代表主席团致开幕词。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个与国民党政权对立的红色政权从此诞生，她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群众治国安邦的最初尝试。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的岗位上，项英积极协助毛泽东主席，发展根据地经济建设，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开展土地革命，健全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在制裁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项英的主持下，苏维埃政府建立起司法机构，制定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第一次制定的有关婚姻方面的法规，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旨在解放妇女的法规。1933年6月30日，项英还以中革军委代主席的名义发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确定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日为红军的建军节。从那以后，“八一”就成为红军和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当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人民军队有了自己最可亲可贵的一天。同年7月9日，项英又以中革军委代主席的名义发布了颁发红星奖章的命令，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被授予一等红星奖章；陈毅、张云逸、罗瑞卿、萧克、何长工等34人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王震等53人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以此来鼓舞红军广大指战员的革命热情，激发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项英以竭尽全力开展苏维埃运动而闻名，美国友好人士尼姆·韦尔斯将项英与毛泽东、朱德并称为“中华苏维埃的三巨头”。
3．浴血坚持的主心骨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被迫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此时的红军部队面临的局势十分严峻，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由谁留下来承担掩护红军主力转移并准备牺牲的重任。在危难时刻，历史又一次把项英推上了特殊的战争舞台。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临危受命，担任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随后，中革军委在转移途中，又电令项英，成立中央军区，项英任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选择项英留守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整个红军的命运寄托在他的勇气和忠诚上面”。当时中央给项英及中央分局的任务是：牵制国民党军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苏区和土地革命胜利成果，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统治下去，准备在有利条件下配合红军主力反攻，恢复被国民党军占领的城镇和地区。并划定瑞金、宁都、会昌、雩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是项英率领部队必须最后坚守的阵地。 1934年10月12日，项英送别了中共中央和军委总部的最后一支队伍，面对一个无法想象的局面。当时，留给中央苏区的红军加上政府工作人员虽然近3万人，但是，有枪的少，多数是徒手和大刀、梭镖，而且其中还有一万多人是需要别人来照顾和保护的伤病员。他们将要迎战的是8万红军主力未能抵挡得住的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进攻，困难可想而知。
在红军主力全部撤离后的第3天，项英主持召开了中央分局第一次会议。会上，他下达了两道命令：第一，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能否胜利进行战略转移，事关全党、全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每一个都必须以积极的行动配合；第二，作为共产党员、革命军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命令，不许任何人在党中央和主力红军还没有离开苏区前搞疏散。项英用自己的言行表明了他坚强的组织观念和坚定的党性。项英要求机关工作人员正常对外办公，处理公务，以迷惑敌人，封锁红军主力转移的消息。直到一个月之后，国民党才彻底弄清红军主力已经转移。红军主力在国民党的重兵围剿中悄然转移，这使蒋介石极为恼火，便开始用极其严酷的手段对赣南、闽西为主的中央苏区进行所谓“全面清剿”。国民党军队加紧构筑堡垒封锁线，将苏区分割成无数个小块，加紧“清剿”，使留下的各地党政机关和红军部队受到很大的损失，项英等领导下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活动的区域一天天被蚕食，每个人的生命都危在旦夕。形势越来越紧张，项英一方面不断发电向中央报告情况，请求中央给予“详细指示”，明确“行动方针”。然而，由于党中央忙于红军主力转移，致使3个月“无指示”、“无回电”。同时，在残酷的战斗现实中，项英在陈毅等人的建议下，谋求新的斗争方式。直到遵义会议后，项英才盼来了中央发来的电报。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项英将部队分9路突围，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突围前，项英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报告突围情况。电报从早上一直发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发完。此时敌人逼近，项英和陈毅下令埋掉电台、烧掉密码，离开雩都，向赣粤边突围。从此，他们与中共中央彻底失去了联系。在突围战中，部队几经辗转，历尽艰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瞿秋白、贺昌、何叔衡等一批党和军队的领导人相继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35年3月，项英、陈毅率部突围来到了赣粤边根据地的中心——油山。赣粤边成了国民党军重点“清剿”的地方。项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唯有游击战术，才能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 1935年4月上旬，项英组织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史称“长岭会议”。会议决定在“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战略方针下，实行“化整为零，分兵游击”的计划05月，国民党纠集约50倍于游击队的兵力对赣粤边游击区进行全面“清剿”，叫嚣要在3个月内“打死、饿死、困死”游击队员。由于敌人的封锁，红军游击队的生活极为艰难，他们夜里不敢在镇上或村里睡觉，怕遭敌人的突然袭击，只能在山林里风餐露宿。项英后来回忆说：“几乎有两年时间我夜里从不脱衣服，而且总是穿鞋子睡觉。我们多数士兵都是这样。那时我老穿一套棉布制服，后来这套衣服褪了色，破破烂烂地尽是补丁。”更为困难的是，敌人采取“移民并村”和赶老百姓出山的“封坑”手段，企图断绝游击队和群众的联系，使游击队得不到粮食、盐以及基本生活用品和药品。此时的项英和游击队员们过着像野人一样的生活，他们只能与山中的动物为伴，吃野菜、摘野果、挖竹笋，甚至于烧马蜂窝吃。当什么也找不到的时候就只能忍饥挨饿。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这样写道：“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这就是当时游击队真实生活的生动写照。由于缺少基本的医疗用品和药品，许多指战员牺牲于疾病。就在这样每天都生死未卜的环境中，项英和陈毅保持着他们一贯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对革命前途的乐观主义精神。项英经常这样教育身边的干部战士：我们只要剩下一个人，也要顽强地坚持下去，共产党的旗帜不能倒，游击队的旗帜不能倒。
然而，人民群众与游击队在斗争中结下的血肉联系并不是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封锁所能割断的。项英、陈毅领导的游击队始终把人民群众看作“重生亲父母”，即便是游击最艰苦、朝不保夕的日子，也时刻不忘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游击区，他们指挥游击队和群众一起打土豪，将没收的财物分给群众；在赤白交界区，组织群众抗租、抗粮、抗税、抗丁，保护群众的利益。他们帮助老百姓修建被烧毁的房屋，慰问被敌人伤害的老百姓及其家属，深得人民群众的敬仰和爱护。不管敌人采取怎样的手段，人民群众总是想方设法接济粮食、传递情报，支援红军游击队。项英对此深有体会：“要不是有人民的支援，我们早就饿死了。我们有许多小分队，被南京政府军队所截断，是被农民保护下来的，农民帮他们收藏了枪支。农民愿意把他们仅有的少量米分给我们吃。”正是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红军游击队渡过了重重难关，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也正是因为有游击队的存在，才使苏区人民始终意识到共产党还在、红军还在。国民党原定的3个月结束清剿的任务，就这样只好一拖再拖，由半年改为一年，最后改为无限期的“长期清剿”。
红军的游击战术在国民党军队的长期“清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红军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等的指挥下，机动灵活地在国民党军队四面夹击中求得生存，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当初留守中央苏区的近三万人，虽然不断地补充兵力，但是经过三年的游击战争，到1937年10月新四军接受编组时，只剩下1200余人，南方八省游击区总人数也只有10300余人，6000多支枪。但是，这支人员不多、装备简陋的队伍，却是经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浴血坚持保存下来的精华，是一支久经考验、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军队。他们很快奔赴抗日前线，驰骋江淮大地，成为了让日寇闻风丧胆的铁军。
1937年11月，项英经西安到达延安，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党中央身边，受到了凯旋英雄般的接待。在延安短暂居住的日子，项英每天都要接待前来看望他的战友们。那些曾经与他患难与共的老战友们简直不敢相信项英能够在濒临绝境中生存，都把他看作是死里复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