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与高台共存亡”的董振堂
“英雄战死错路上，今日独怀董振堂。悬眼城楼惊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这是叶剑英元帅1956年11月视察河西走廊时，仰望悬挂过董振堂烈士头颅的高台县城楼，感慨万千，深切地怀念董振堂将军而作的一首诗。董振堂，这位宁都起义的领导人，自加入红军以来，就把一切献给了党的事业——赣州战役的铁肩救援、长征路上的铁流后卫、西征途中的铁血战将，他的军旅生涯总是与悲壮连在一起。
董振堂，1895年出生于河北省新河县。他自幼跟父亲习武，中学毕业时获得“优秀模范”称号。 1920年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加人冯玉祥的西北军，曾参加推翻贿选总统曹锟的北京政变、打倒直系军阀吴佩孚、驱逐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出宫的斗争和欢迎孙中山先生到北京等活动。 1926年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董振堂任国民联军第4师第12旅旅长，随后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任第36师师长。
当时军阀部队中的高级军官大多有奢靡习气。但是当了师长的董振堂，月薪有200多块大洋，却依然生活俭朴。然而对下级军官和士兵，却非常大方，无论谁有困难，总是慷慨解囊。他每月的薪饷发下后，全部交给警卫员代管。属下中谁有困难，他就让警卫员从自己的薪饷中拿钱慰间救济。他带兵一向军纪严明，且身体力行。有一次，董振堂率部与奉军作战，取道河北深县，正是蜜桃盛产的季节，他立即下令：“吃桃不留头，留头不吃桃。”因军令如山，所过之处，秋毫无犯。既维护了当地老百姓的利益，又教育了部队。董振堂重义轻财，关心下级，治军严明，身体力行，赢得了广大官兵的爱戴。但在军阀队伍中，董振堂却是异类，所以当时军中有人叫他“傻司令”。
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下野，冯部黄河以南的残余部队被蒋介石收编，调往山东济宁地区，董振堂任改编后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第25师第73旅旅长。 1931年春，蒋介石下令调二十六路军南下江西进攻红军，企图让这支“杂牌军”在和红军相互拼杀中两败俱伤。第二十六路军的官兵多系华北籍，都不愿南下。当南下的第一列军车开到济宁、兖州之间的一个小站时，车上的军人全部下来，把铁路破坏，拒绝前行，致使整个第二十六路军无法南下。后蒋介石威逼利诱，才得以继续南下。而这些破坏铁路的军人，正是董振堂所率领的第73旅第1团。这也招致了蒋介石对董振堂的忌恨。董振堂到达江西不久，蒋介石以“共匪嫌疑”的罪名，查抄了董振堂部第73旅驻南昌的留守处。
第二十六路军被拉上战场，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失败后，第二十六路军被命令困守已被红军包围的孤城宁都，部队中怨声载道，不少官兵开始寻找出路。在第二十六路军，董振堂与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是政治倾向、思想品质和生活作风极为相近的有志军官，来往密切，共产党员赵博生经常将党的主张灌输给董振堂。经过精心策划，赵博生提出以第二十六路军第73旅为主举兵起义加人红军的计划，并提出争取第74旅一道行动的设想，立刻得到了董振堂的坚决赞同。 1931年12月14日，董振堂和赵博生、季振同、黄中岳等‘起，率第二十六路军17000名官兵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董振堂的原第73旅改编成红五军团第十三军，董振堂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
董振堂由一个有正义感的旧军人，迅速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根据他的表现，1932年4月，经第十三军政委何长工介绍，党组织批准董振堂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董振堂入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仅存的一点积蓄上交给党组织。何长工为慎重起见，将此事上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毛泽东主张不要全上交，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而董振堂却仍坚持全部上交，他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了党，还要钱干什么？”在捐献积蓄的同时，董振堂还把自己一条紫红底带白色图案的俄国军毯赠送给了朱德总司令。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往返于延安和西安之间，。朱德将这条毛毯转赠给周恩来作御寒之用。抗战期间，周恩来又将这条毛毯回赠给朱德。这条至今仍珍藏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军毯，记载了战友情，也记载了董振堂对革命的赤胆忠心！
董振堂加入红军，不仅不要钱，而且将自己的生命也献给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
宁都起义后成立的红五军团，经过短暂的整编，很快开赴前线，董振堂率部参加了赣州战役、漳州战役以及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的几乎所有战斗。红五军团成为了继红一、红三军团后，红一方面军的又一主力军团。1932年5月，董振堂升任红五军团总指挥。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不得不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踏上了漫长而艰险的长征路。从长征一开始，红五军团就担负起后卫重任，掩护全军安全转移。长征初期，“左”倾领导者实行战略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命令部队不仅要携带大批辎重，还要掩护庞大的后方机关，完全是大搬家式的突围，行动迟缓。红五军团在后面，被迫敌紧紧咬住，不分昼夜地边打边撤，经常处于十分被动危险的境地。 1934年1 1月底，红军向国民党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突进，由于前面部队携带了大量物资，不能迅速过江，加重了红五军团的掩护任务。根据中央“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及部分地扑灭尾追之敌”的命令，董振堂率部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残酷的血战。当时红五军团仅有第13师、第34师两个战斗师，兵力约1.1万人。当他们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渡过湘江后，第34师被敌军重重包围。最终，第34师包括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琳以及5000名红军战士几乎全部壮烈牺牲。董振堂所率红五军团以惨重的代价为红军渡湘江作出了英勇悲壮的贡献。
1935年1月，红军攻占了黔北重镇遵义。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董振堂和军团政委李卓然都接到了参加会议的通知，但由于战事吃紧，董振堂最终未能参加这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不过，当政委李卓然带回遵义会议的决议和精神，尤其是关于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重新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后，他很受鼓舞。遵义会议后，红五军团仍然担任红军长征的后卫。 1935年4月底，红军渡金沙江时，中央红军趁滇北防守空虚，决定兵分三路，从3个渡口同时渡江，董振堂的红五军团负责掩护军委纵队从中间的皎平渡渡江。按照这个部署，红五军团在江南岸的石板河一带掩护3天便可撤防。但渡江行动开始后，第一军团找不到渡船，架了半截的浮桥又被江水冲垮，第三军团也无法架浮桥，于是中央军委命令第一军团沿江而下，第三军团沿江而上，都改从皎平渡渡江，而皎平渡仅有6只小木船，渡江所需时间延长，因此，董振堂率部在防御阵地一直坚守了9天9夜，硬是顶住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圆满地完成了保障红军主力渡江的任务。
北渡金沙江之后，红五军团继续担任后卫，随大军北上。一路上，红五军团凭险固守，顽强阻击，掩护红军主力顺利通过彝族区，跨过大渡河，于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8月6日，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北上抗日，并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队，分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红五军团被编在左路军行动。当他们历尽艰辛趟过草地，到达噶曲河边时，突然接到左路军总部要他们立即返回阿坝待命的命令。他们遵命二过草地返回阿坝后，张国焘找借口收走了红五军团同中央联络的电台密码。从此，红五军团便失去了同中央的直接联系。红五军团被迫跟随红四方面军沿大金川南下，并被留在丹巴县担任警戒。面对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错误行径，董振堂和红五军团的干部战士配合朱德、刘伯承等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使其阴谋难以得逞。 1936年1月，红五军团奉命同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合编，改称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 1936年6月，在中央的一再催促和广大干部战土的纷纷要求下，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与中央会合07月，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到达四川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又一次踏上了长征路，第三次跨过草地。 1936年10月，红军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红军长征结束。此时，红五军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后卫，仍然坚守在会宁南面的西兰公路上警戒尾追的敌人……
在整个长征过程中，红五军团在董振堂指挥下独当一面，奋勇杀敌，出色完成了阻击国民党军的任务，为保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了赫赫战功。当时，红军中流传着这样的话：“一军团打先锋，攻无不克；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红五军团因此荣膺“铁血后卫”的光荣称号。
红军长征结束后，国内形势依然十分危急。为了求生存并造成西北的抗日局面，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意红军向黄河以西的宁夏和甘肃方向发展，并力争打通与苏联之间的“国际交通线”，获取苏联的直接军事援助。中央军委制定了先取宁夏、后取甘西，从两个方向接通苏联，实施宁夏战役计划的战略部署，并决定由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和彭德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一部组成西征部队，执行打过河西的作战计划。根据中央的部署，1936年10月25日，红四方面军于甘肃靖远县河包口突破敌人的黄河防线，进入河西。不料当红九军、红三十军、红五军以及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部队西渡黄河后，渡口被敌军占领，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和第三-一军两个军无法过河，而彭德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一部也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迅速进逼而未能实现于宁夏中卫西渡黄河的计划。西进红军因此被分割成河西和河东部队。河西的三个军，加上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骑兵师、妇女独立团及机关人员，总数为21800余人。河西部队渡河西进后，随即面对甘青宁三省军阀马步芳、马步青3万部队和10万民团的凶猛进攻。马家军既怕红军占领其地盘，又怕打不赢红军后国民党中央军趁机挤进他们的地盘，因而拼命抵抗红军西进。经过4天激战，河西部队在一条山地区毙敌千人，马家军的攻势被阻止。正在这时，共产国际告知从宁夏运送物资已不可能，要求我党派部队从新疆方向接运物资。根据形势的变化，1936年11月1 1日，中央军委指示，河东部队退回陕北，再图发展，已过河的红四方面军正式称西路军，任命陈昌浩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为副主席兼总指挥，执行打通新疆国际线路的西进任务。董振堂所率领的红五军仍然担任后卫。西路军随即向凉州、甘州、肃州方向迸发。同年12月，西路军占据永昌、山丹之后，五军调任前卫进驻山丹。为了对付西北军阀马步芳和马步青的骑兵，红五军临时组成一个骑兵团，董振堂军长亲自抓新建骑兵团的训练工作。
1936年12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由毛泽东、朱德等23人组成新的统一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董振堂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西安事变”发生后，为取得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中央要求西路军继续执行西进任务。 12月下旬，西路军撤离永凉地带，顶风冒雪继续西征。
1936年12月31日，作为西路军先锋的红五军在董振堂军长的率领下攻占了甘肃西部的临泽县城，城内守敌仓皇而逃。部队短暂休息几小时后，董振堂令军政治委员黄超携军中仅有的一部电台率部分兵力在临泽驻守，自己亲率红五军主力于次曰凌晨一举攻占了临近的高台县城，高台守敌除一个骑兵连闻风而逃外，民团1400多人全部被俘。此时，徐向前、陈昌浩率总指挥部及李先念三十军相继到达沙河堡、倪家营子一线，计划休整后，继续向肃州（酒泉）、安西前进。但是，国内局势突变，蒋介石安然回到南京，翻脸扣押了张学良，调集重兵进逼西安，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央军委电令西路军暂勿西进，在临泽、高台地区建立根据地，等待时局变化，并伺机东进，配合陕北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行动。于是西路军屯兵临泽、高台地区。此时西路军只剩15000人，战斗人员不足10000人。马步芳见红军停下来不走，非常着急，以一部钳制临泽地区的红九军和红三十军主力，以五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炮兵团、民团约24000人的优势兵力，绕道向西四面围住了高台县城，切断了红五军和临泽县城的联系。
高台居河西走廊中部，南靠祁连山，是红军西进的必经之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红五军进占高台后，董振堂立刻组织红军官兵，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斗恶霸，成立了抗日人民政府，组建了由当地青壮年参加的抗日救国义勇军甘肃省第五路军。高台军民情绪十分高涨。高台城是个大土围子，高不到两丈，顶上一尺，很难组织火力，且不易隐蔽。为了对付敌人的进攻，董振堂立即动员全城军民加强城防，高台军民把木箱、木柜抬到城墙上，填上沙土，泼水结冰，城墙加宽加高。城内铁匠，不分昼夜地锻造大刀、长矛，以补充武器弹药的不足。从1937年1月12日起，马匪军纠集大量兵力，接连不断地向高台城发动猛攻。敌人先是炮火轰击城墙，打开缺口后，就抬着云梯，挥舞马刀，蜂拥而上。守城将士同敌人在缺口反复拼杀，直到将敌人打退。一到夜间，就忙着修补缺口，以利次日再战。高台战斗，鏖战数日，红五军同外界联系中断，孤立无援，粮弹奇缺，伤亡惨重，面对八倍于己的敌军，若不突围，就可能全军覆没。董振堂深知处境艰险，正准备率部队突围时，政委黄超派人送来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高台是打通国际线路的重要据点，总部命令一定要坚守。于是，董振堂立即在城内的天主教堂召开营以上干部会，命令部队“坚决守住高台！我们人在高台在，誓与高台共存亡！”
1937年1月18日，敌人把西关民宅院落的墙壁全部打通，又一次大规模地向红军发起进攻。敌人的兵力不断增加，攻势越来越猛，红五军将士多数都已血洒疆场。城内被敌人的炮火打得浓烟四起，城墙也被打成只剩下残垣断壁。红五军将士与敌血战一周，弹药殆尽，就用大刀、梭镖与敌人搏斗。机关人员、女战士、炊事员、马夫全都上了城头，用石头、砖头、木椽打击敌人；伤病员们只要有一口气，就顽强地爬上城墙，和敌人扭打，用手抓、用牙咬，最后抱着敌人滚下城头，同归于尽……战斗空前惨烈。1月20日凌晨，敌人倾其全力，再次冲上城墙。守城将士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用最后剩下的手榴弹及石头、瓦块同敌人进行殊死搏杀。董振堂手提大刀亲自登上城墙指挥部队战斗。经过八天八夜的激战，高台沦陷了。董振堂带两个警卫员和一个司号长，从东门以北的城墙上跳了出去，敌人立即围了上来。董振堂左腿已经负伤，无法继续前行，他半跪在地上，手使双枪，轮番向敌人射击。最后子弹打光了，董振堂将军见突围无望，不愿做俘虏，用剩下的最后一颗子弹自尽，壮烈殉职，年仅42岁。红五军将士3000多人大部战死，少数重伤被俘。马家军惨无人道地屠杀了全部俘虏，并且残忍地将董振堂将军以及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参谋长刘培基三位烈士的头颅割下，用绳子穿着两个耳朵，悬挂在高台县城的城楼上示众数日，之后又送到西宁去向马步芳请功。
一代将星陨落河西高台！三军哀恸！在延安，为董振堂举行的追悼会上，毛泽东深情地讲道：“他是一个好同志，是一个坚决革命的同志……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需要这样的同志……”殒身沙场寻常事，何必马革裹尸还！董振堂的牺牲是那样英勇、壮烈。他从一个正直的旧军人，通过苦苦的探索，毅然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了坚定的革命者。正如长征前夕他和刘伯坚谈心时所说的那样：“请党相信，无论怎么艰苦的条件，无论怎样残酷的战争，无论怎样险恶的形势，我董振堂都是一名共产党的红军战士，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我决不会做出对不起党，对不起革命事业的事来。”董振堂以身殉职，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董振堂，1895年出生于河北省新河县。他自幼跟父亲习武，中学毕业时获得“优秀模范”称号。 1920年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加人冯玉祥的西北军，曾参加推翻贿选总统曹锟的北京政变、打倒直系军阀吴佩孚、驱逐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出宫的斗争和欢迎孙中山先生到北京等活动。 1926年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董振堂任国民联军第4师第12旅旅长，随后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任第36师师长。
当时军阀部队中的高级军官大多有奢靡习气。但是当了师长的董振堂，月薪有200多块大洋，却依然生活俭朴。然而对下级军官和士兵，却非常大方，无论谁有困难，总是慷慨解囊。他每月的薪饷发下后，全部交给警卫员代管。属下中谁有困难，他就让警卫员从自己的薪饷中拿钱慰间救济。他带兵一向军纪严明，且身体力行。有一次，董振堂率部与奉军作战，取道河北深县，正是蜜桃盛产的季节，他立即下令：“吃桃不留头，留头不吃桃。”因军令如山，所过之处，秋毫无犯。既维护了当地老百姓的利益，又教育了部队。董振堂重义轻财，关心下级，治军严明，身体力行，赢得了广大官兵的爱戴。但在军阀队伍中，董振堂却是异类，所以当时军中有人叫他“傻司令”。
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下野，冯部黄河以南的残余部队被蒋介石收编，调往山东济宁地区，董振堂任改编后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第25师第73旅旅长。 1931年春，蒋介石下令调二十六路军南下江西进攻红军，企图让这支“杂牌军”在和红军相互拼杀中两败俱伤。第二十六路军的官兵多系华北籍，都不愿南下。当南下的第一列军车开到济宁、兖州之间的一个小站时，车上的军人全部下来，把铁路破坏，拒绝前行，致使整个第二十六路军无法南下。后蒋介石威逼利诱，才得以继续南下。而这些破坏铁路的军人，正是董振堂所率领的第73旅第1团。这也招致了蒋介石对董振堂的忌恨。董振堂到达江西不久，蒋介石以“共匪嫌疑”的罪名，查抄了董振堂部第73旅驻南昌的留守处。
第二十六路军被拉上战场，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失败后，第二十六路军被命令困守已被红军包围的孤城宁都，部队中怨声载道，不少官兵开始寻找出路。在第二十六路军，董振堂与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是政治倾向、思想品质和生活作风极为相近的有志军官，来往密切，共产党员赵博生经常将党的主张灌输给董振堂。经过精心策划，赵博生提出以第二十六路军第73旅为主举兵起义加人红军的计划，并提出争取第74旅一道行动的设想，立刻得到了董振堂的坚决赞同。 1931年12月14日，董振堂和赵博生、季振同、黄中岳等‘起，率第二十六路军17000名官兵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董振堂的原第73旅改编成红五军团第十三军，董振堂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
董振堂由一个有正义感的旧军人，迅速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根据他的表现，1932年4月，经第十三军政委何长工介绍，党组织批准董振堂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董振堂入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仅存的一点积蓄上交给党组织。何长工为慎重起见，将此事上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毛泽东主张不要全上交，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而董振堂却仍坚持全部上交，他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了党，还要钱干什么？”在捐献积蓄的同时，董振堂还把自己一条紫红底带白色图案的俄国军毯赠送给了朱德总司令。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往返于延安和西安之间，。朱德将这条毛毯转赠给周恩来作御寒之用。抗战期间，周恩来又将这条毛毯回赠给朱德。这条至今仍珍藏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军毯，记载了战友情，也记载了董振堂对革命的赤胆忠心！
董振堂加入红军，不仅不要钱，而且将自己的生命也献给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
宁都起义后成立的红五军团，经过短暂的整编，很快开赴前线，董振堂率部参加了赣州战役、漳州战役以及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的几乎所有战斗。红五军团成为了继红一、红三军团后，红一方面军的又一主力军团。1932年5月，董振堂升任红五军团总指挥。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不得不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踏上了漫长而艰险的长征路。从长征一开始，红五军团就担负起后卫重任，掩护全军安全转移。长征初期，“左”倾领导者实行战略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命令部队不仅要携带大批辎重，还要掩护庞大的后方机关，完全是大搬家式的突围，行动迟缓。红五军团在后面，被迫敌紧紧咬住，不分昼夜地边打边撤，经常处于十分被动危险的境地。 1934年1 1月底，红军向国民党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突进，由于前面部队携带了大量物资，不能迅速过江，加重了红五军团的掩护任务。根据中央“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及部分地扑灭尾追之敌”的命令，董振堂率部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残酷的血战。当时红五军团仅有第13师、第34师两个战斗师，兵力约1.1万人。当他们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渡过湘江后，第34师被敌军重重包围。最终，第34师包括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琳以及5000名红军战士几乎全部壮烈牺牲。董振堂所率红五军团以惨重的代价为红军渡湘江作出了英勇悲壮的贡献。
1935年1月，红军攻占了黔北重镇遵义。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董振堂和军团政委李卓然都接到了参加会议的通知，但由于战事吃紧，董振堂最终未能参加这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不过，当政委李卓然带回遵义会议的决议和精神，尤其是关于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重新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后，他很受鼓舞。遵义会议后，红五军团仍然担任红军长征的后卫。 1935年4月底，红军渡金沙江时，中央红军趁滇北防守空虚，决定兵分三路，从3个渡口同时渡江，董振堂的红五军团负责掩护军委纵队从中间的皎平渡渡江。按照这个部署，红五军团在江南岸的石板河一带掩护3天便可撤防。但渡江行动开始后，第一军团找不到渡船，架了半截的浮桥又被江水冲垮，第三军团也无法架浮桥，于是中央军委命令第一军团沿江而下，第三军团沿江而上，都改从皎平渡渡江，而皎平渡仅有6只小木船，渡江所需时间延长，因此，董振堂率部在防御阵地一直坚守了9天9夜，硬是顶住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圆满地完成了保障红军主力渡江的任务。
北渡金沙江之后，红五军团继续担任后卫，随大军北上。一路上，红五军团凭险固守，顽强阻击，掩护红军主力顺利通过彝族区，跨过大渡河，于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8月6日，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北上抗日，并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队，分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红五军团被编在左路军行动。当他们历尽艰辛趟过草地，到达噶曲河边时，突然接到左路军总部要他们立即返回阿坝待命的命令。他们遵命二过草地返回阿坝后，张国焘找借口收走了红五军团同中央联络的电台密码。从此，红五军团便失去了同中央的直接联系。红五军团被迫跟随红四方面军沿大金川南下，并被留在丹巴县担任警戒。面对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错误行径，董振堂和红五军团的干部战士配合朱德、刘伯承等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使其阴谋难以得逞。 1936年1月，红五军团奉命同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合编，改称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 1936年6月，在中央的一再催促和广大干部战土的纷纷要求下，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与中央会合07月，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到达四川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又一次踏上了长征路，第三次跨过草地。 1936年10月，红军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红军长征结束。此时，红五军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后卫，仍然坚守在会宁南面的西兰公路上警戒尾追的敌人……
在整个长征过程中，红五军团在董振堂指挥下独当一面，奋勇杀敌，出色完成了阻击国民党军的任务，为保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了赫赫战功。当时，红军中流传着这样的话：“一军团打先锋，攻无不克；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红五军团因此荣膺“铁血后卫”的光荣称号。
红军长征结束后，国内形势依然十分危急。为了求生存并造成西北的抗日局面，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意红军向黄河以西的宁夏和甘肃方向发展，并力争打通与苏联之间的“国际交通线”，获取苏联的直接军事援助。中央军委制定了先取宁夏、后取甘西，从两个方向接通苏联，实施宁夏战役计划的战略部署，并决定由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和彭德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一部组成西征部队，执行打过河西的作战计划。根据中央的部署，1936年10月25日，红四方面军于甘肃靖远县河包口突破敌人的黄河防线，进入河西。不料当红九军、红三十军、红五军以及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部队西渡黄河后，渡口被敌军占领，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和第三-一军两个军无法过河，而彭德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一部也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迅速进逼而未能实现于宁夏中卫西渡黄河的计划。西进红军因此被分割成河西和河东部队。河西的三个军，加上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骑兵师、妇女独立团及机关人员，总数为21800余人。河西部队渡河西进后，随即面对甘青宁三省军阀马步芳、马步青3万部队和10万民团的凶猛进攻。马家军既怕红军占领其地盘，又怕打不赢红军后国民党中央军趁机挤进他们的地盘，因而拼命抵抗红军西进。经过4天激战，河西部队在一条山地区毙敌千人，马家军的攻势被阻止。正在这时，共产国际告知从宁夏运送物资已不可能，要求我党派部队从新疆方向接运物资。根据形势的变化，1936年11月1 1日，中央军委指示，河东部队退回陕北，再图发展，已过河的红四方面军正式称西路军，任命陈昌浩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为副主席兼总指挥，执行打通新疆国际线路的西进任务。董振堂所率领的红五军仍然担任后卫。西路军随即向凉州、甘州、肃州方向迸发。同年12月，西路军占据永昌、山丹之后，五军调任前卫进驻山丹。为了对付西北军阀马步芳和马步青的骑兵，红五军临时组成一个骑兵团，董振堂军长亲自抓新建骑兵团的训练工作。
1936年12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由毛泽东、朱德等23人组成新的统一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董振堂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西安事变”发生后，为取得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中央要求西路军继续执行西进任务。 12月下旬，西路军撤离永凉地带，顶风冒雪继续西征。
1936年12月31日，作为西路军先锋的红五军在董振堂军长的率领下攻占了甘肃西部的临泽县城，城内守敌仓皇而逃。部队短暂休息几小时后，董振堂令军政治委员黄超携军中仅有的一部电台率部分兵力在临泽驻守，自己亲率红五军主力于次曰凌晨一举攻占了临近的高台县城，高台守敌除一个骑兵连闻风而逃外，民团1400多人全部被俘。此时，徐向前、陈昌浩率总指挥部及李先念三十军相继到达沙河堡、倪家营子一线，计划休整后，继续向肃州（酒泉）、安西前进。但是，国内局势突变，蒋介石安然回到南京，翻脸扣押了张学良，调集重兵进逼西安，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央军委电令西路军暂勿西进，在临泽、高台地区建立根据地，等待时局变化，并伺机东进，配合陕北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行动。于是西路军屯兵临泽、高台地区。此时西路军只剩15000人，战斗人员不足10000人。马步芳见红军停下来不走，非常着急，以一部钳制临泽地区的红九军和红三十军主力，以五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炮兵团、民团约24000人的优势兵力，绕道向西四面围住了高台县城，切断了红五军和临泽县城的联系。
高台居河西走廊中部，南靠祁连山，是红军西进的必经之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红五军进占高台后，董振堂立刻组织红军官兵，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斗恶霸，成立了抗日人民政府，组建了由当地青壮年参加的抗日救国义勇军甘肃省第五路军。高台军民情绪十分高涨。高台城是个大土围子，高不到两丈，顶上一尺，很难组织火力，且不易隐蔽。为了对付敌人的进攻，董振堂立即动员全城军民加强城防，高台军民把木箱、木柜抬到城墙上，填上沙土，泼水结冰，城墙加宽加高。城内铁匠，不分昼夜地锻造大刀、长矛，以补充武器弹药的不足。从1937年1月12日起，马匪军纠集大量兵力，接连不断地向高台城发动猛攻。敌人先是炮火轰击城墙，打开缺口后，就抬着云梯，挥舞马刀，蜂拥而上。守城将士同敌人在缺口反复拼杀，直到将敌人打退。一到夜间，就忙着修补缺口，以利次日再战。高台战斗，鏖战数日，红五军同外界联系中断，孤立无援，粮弹奇缺，伤亡惨重，面对八倍于己的敌军，若不突围，就可能全军覆没。董振堂深知处境艰险，正准备率部队突围时，政委黄超派人送来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高台是打通国际线路的重要据点，总部命令一定要坚守。于是，董振堂立即在城内的天主教堂召开营以上干部会，命令部队“坚决守住高台！我们人在高台在，誓与高台共存亡！”
1937年1月18日，敌人把西关民宅院落的墙壁全部打通，又一次大规模地向红军发起进攻。敌人的兵力不断增加，攻势越来越猛，红五军将士多数都已血洒疆场。城内被敌人的炮火打得浓烟四起，城墙也被打成只剩下残垣断壁。红五军将士与敌血战一周，弹药殆尽，就用大刀、梭镖与敌人搏斗。机关人员、女战士、炊事员、马夫全都上了城头，用石头、砖头、木椽打击敌人；伤病员们只要有一口气，就顽强地爬上城墙，和敌人扭打，用手抓、用牙咬，最后抱着敌人滚下城头，同归于尽……战斗空前惨烈。1月20日凌晨，敌人倾其全力，再次冲上城墙。守城将士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用最后剩下的手榴弹及石头、瓦块同敌人进行殊死搏杀。董振堂手提大刀亲自登上城墙指挥部队战斗。经过八天八夜的激战，高台沦陷了。董振堂带两个警卫员和一个司号长，从东门以北的城墙上跳了出去，敌人立即围了上来。董振堂左腿已经负伤，无法继续前行，他半跪在地上，手使双枪，轮番向敌人射击。最后子弹打光了，董振堂将军见突围无望，不愿做俘虏，用剩下的最后一颗子弹自尽，壮烈殉职，年仅42岁。红五军将士3000多人大部战死，少数重伤被俘。马家军惨无人道地屠杀了全部俘虏，并且残忍地将董振堂将军以及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参谋长刘培基三位烈士的头颅割下，用绳子穿着两个耳朵，悬挂在高台县城的城楼上示众数日，之后又送到西宁去向马步芳请功。
一代将星陨落河西高台！三军哀恸！在延安，为董振堂举行的追悼会上，毛泽东深情地讲道：“他是一个好同志，是一个坚决革命的同志……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需要这样的同志……”殒身沙场寻常事，何必马革裹尸还！董振堂的牺牲是那样英勇、壮烈。他从一个正直的旧军人，通过苦苦的探索，毅然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了坚定的革命者。正如长征前夕他和刘伯坚谈心时所说的那样：“请党相信，无论怎么艰苦的条件，无论怎样残酷的战争，无论怎样险恶的形势，我董振堂都是一名共产党的红军战士，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我决不会做出对不起党，对不起革命事业的事来。”董振堂以身殉职，践行了自己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