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虽死精神长生”的赵博生
在江西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的红军广场，中央与四角建有五处建筑物，它们始建于“一苏大”召开之后，形状各一，虽然并不高大，却有着非同一般的纪念意义。其中，广场的东面，有一座四方形的青砖城堡，古朴庄重，正面镌刻着朱德同志题写的“博生堡”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这是为纪念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牺牲的赵博生烈士而建造的。赵博生生前曾经写过一首《革命精神之歌》，在自己所掌握的部队中教唱，“身虽死精神长生”是歌中的警句，也是他毕生的追求。
赵博生1897出生于河北黄骅。1914年，赵博生念完私塾，因家道衰落辍学在家，后投考保定军官学校。1917年夏毕业，就职皖系军队第1师步兵第3团第2连见习官。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赵博生深受鼓舞，他立下救国志向，要当一名“模范军人”。然而，残酷的社会现实给了赵无情的打击。从1920年7月开始至1924年9月，因军阀混战，他曾先后在北洋军阀的皖系、直系、奉系军队中任职，辗转数年，三易其伍。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不久，赵博生转投冯玉祥的国民军。当时的国民军纪律比较严明，赵博生积极上进，刻苦自励，很快就擢升为第5旅参谋长。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宣布接受三民主义，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委任共产党员刘伯坚为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副部长，并派党政人员分赴各军成立政治处，担任全军党务政治宣传训练工作。赵博生由此获得与共产党人直接接触的机会，了解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五原誓师后，赵博生所部经宁夏、甘肃向陕西推进，实施“平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配合南方国民革命北伐行动。然而，正当北伐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之时，风云突变，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将中国推进内战的深渊。随即，冯玉祥与蒋介石合作反共，赵博生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全面清共，革命空气骤然凝固，一片沉寂。这让对共产党颇有好感的赵博生非常茫然与愤懑。 1929年，西北连年大旱，无数农民卖儿卖女，背井离乡，而军阀反动政府却依然横征暴敛，专注于争权夺利的混战，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赵博生时任西安十四军参谋长兼特种兵旅旅长，并兼城防司令。面对百姓如此悲惨的生活情景，赵博生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决心要尽自己之力，救百姓于水火之中。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赵博生将特种兵旅教导大队改成“三民主义救国军”，拟人汉中，另图大业。然事未成，救国军解散，赵博生受驻守山东的孙连仲邀请，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
1931年2月，蒋介石纠集重兵，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调第二十六路军南下江西“围剿”红军。红一方面军在5月16日至31日连打五个胜仗，横扫700余里，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同年7月，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围剿”。此时，第二十六路军已被推至宁都。9月，第三次“围剿”以红军的完胜而告终，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困于江西宁都的第二十路军已陷入红色区域包围之中。第二十六路军到了江西，每况愈下。不但打仗受挫，尤其是被困宁都，薪水没有保障，物质生活菲薄，加上北方士兵水土不服，瘟疫蔓延，军队中的非战斗减员非常严重。所以，官兵中的思乡、厌战情绪十分普遍。此时的赵博生特别想念当年在西北时期的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还有那些曾经一起的共产党人。他只有一个念头，找到共产党，拯救这支队伍。
其实，共产党就在赵博生身边。第二十六路军73旅上尉参谋刘振亚就是一直在该部做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 1931年5月，中央派出王超、袁血卒（又名袁汉澄）、李肃等共产党人打入第二十六路军。他们与刘振亚一起，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对第二十六路军开展兵运工作，秘密发展了20多名党员，成立了党的特别支部委员会，下辖官长支部和士兵支部两个支部。
对赵博生的政治态度，第二十六路军中国共产党特别支部委员会早已密切注视。根据赵博生的一贯表现，特别是到江西后的言行，特支认为他是倾向革命的，决定先写信试探。信件由总指挥部译电主任、共产党员罗亚平趁工作之便，压在赵博生的办公桌上，信封上写有“亲启”字样，同时，特支也已做好了一旦试探失准的打算。这封信的内容写的是．“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全国高涨的革命形势及第二十六路军的处境与光明前途。这正是赵博生苦苦思索的问题。赵博生为自己终于找到共产党的组织兴奋不已，经过一周的思考，赵博生把罗亚平叫到了自己的卧室，表达了自己加入党组织的急切心情。事后，罗亚平把赵博生找他谈话的情况详细地向特支作了汇报，不久王超就代表党组织跟赵博生面谈了他的入党问题。 1931年10月，党中央正式批准赵博生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赵博生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涯。
赵博生加入共产党后，党在第二十六路军的兵运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更加动摇了第二十六军军心，广大爱国官兵都不愿意继续留在江西“剿共”，纷纷要求回北方抗击日寇，保家卫国。孙连仲出于摆脱困境的企图，将官兵的要求电呈蒋介石，未等复电，便命令部队向北开拔。可是，此举却遭到了蒋介石的训斥。部队在离宁都不远即被阻挡回来，令他们“死也得死在宁都”。这样，第二十六路军官兵进退两难。进，将被红军消灭；退，为蒋之军令不容。总指挥孙连仲、第27师师长高树勋见场面不好收拾，借口离开了宁都或江西，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代行军务。
家仇国恨，再加上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已经将第二十六路军逼上了绝境，军队中抗日反蒋情绪不断高涨，中高级军官伺机探寻出路的日渐增多。为了争取更多的官兵，赵博生在特支的领导下，以自己公开代行第二十六路军军务的身份，积极稳妥、因势利导地在士兵和高中级军官中开展工作。他经常用自己的言行给全军官兵讲要挽救民族于危难的道理，号召大家要有勇气冲破一切障碍，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去抗击日寇。由于平日里赵博生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关心士兵疾苦，生活也极其简朴，深得广大官兵的尊敬与拥戴。因此，他的言行，官兵们都很信服。在他的启发下，很多官兵都有了抗日的思想。
1931年1 1月底，特派员王超奉调回上海党中央的途中不慎被捕，随身携带的第二十六路军党组织部分人员名单和政治决议案、组织决议案也落到了敌人手里。蒋介石非常震惊，12月5日，从南昌行营拍来十万火急的电报，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伍三名共产党员，星夜送南昌行惩处。情况万分紧急，赵博生获悉电报后，立即与特支的同志一起沉着、果断地做出应对。一方面立即给南昌行营拍去“遵令即办”的电报，与此同时，他们决定将此事转化为全军举行起义的导火线，一场震惊全国的起义正在加紧酝酿，这起事件无疑将给“先安内，再攘外”的蒋介石当头一棒。
要带领第二十六路军全军起义，还有两个关键人物的工作必须做通一第73旅旅长董振堂和第74旅旅长季振同。董振堂一心想抗日且对共产党的革命精神非常钦佩，而季振同对蒋介石积有旧怨。赵博生对他们的情况早有了解，但是事关举义之事，他首先取得了素与之交往甚好的董振堂支持，然后一道做季振同的工作。季振同听了赵博生和董振堂的想法后，毫不迟疑地表示赞同。赵博生一边主动拥护季振同做起义和起义之后的领导人，亲自搬到第74旅旅部去住，以坚定季振同参加领导起义的决心；一边派袁血卒火速前往红军总司令部驻地瑞金叶坪，向朱德总司令汇报第二十六路军的情况。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马上召开会议，对第二十六路军起义作出研究部署，将起义的时间定于12月13日晚12时。
起义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此时突然获知，第二十六路军的两万套棉衣和1 1月的军费已到达宁都以北的广昌县，不日即可运抵宁都，如按原定计划起义，则无法得到这些急需物资。季振同主张把起义的日子推迟一天，争取为大家发了衣服，发了饷，再起义当红军。赵博生和特支的同志认为，推迟起义虽有一定的风险，但是能够得到这些物资，也正是部队所需要的。经报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意推迟一天起义。同时，根据季振同的要求，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还同意原定将起义部队编为一个军，改为组建一个军团，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继红一、红三军团之后，中央苏区又一支生力军即将诞生。
1931年12月14日黄昏，宁都全城换岗哨，实行戒严。赵博生在总指挥部宴请团以上军官，宴会分楼上楼下进行，楼上是各旅、团以上的主官，楼下则是他们的卫士08时许，赵博生在席间简明地向军官们讲清形势和第二十六路军的处境与出路，正式宣布起义加入红军。赵博生宣布起义后，获得了大多数军官的拥护，总指挥部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赵博生等旋即返回第74旅旅部，指挥全城各部统一行动。由于之前对可能反对起义的对象均指派可靠的人员，配备足够的力量去控制、占领和监视，起义取得了成功，只是在夺取第25师师部和电台时，发生了枪击，伤了三人，死了两人。除第25师师长李松昆带走了城北四十里外驻砍柴岗的一个团，其余各部包括一个军直、两个师直、六个旅直、十一个整团共17000多名官兵全部参加了起义。起义成功了！拂晓，宁都全城到处响彻着“解放”、‘自由“的欢呼声，插在总指挥部屋顶和城门楼上的鲜艳红旗，在这个古城的上空迎风招展。看着这一切，赵博生兴奋地挥笔写下了“解放”两个字。
天大亮后，全体起义将士整装待发。赵博生来到队伍的前列，以铿锵的语言向全体官兵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庄严宣布起义胜利了！接着，带头扯下了帽子上的国民党党徽，撕碎了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帜，率领部队浩浩荡荡开往苏区。
宁都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一战线和兵运工作的一个壮举，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 1937年12月14日宁都起义六周年之际，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并合影留念。次年，毛泽东又在照片上亲笔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起义部队进人苏区，受到了沿途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代表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同志到宁都城东南六十里的固厚圩迎接。赵博生见到老朋友刘伯坚时，忙迎上去紧紧握住刘伯坚的手。刘伯坚关切地说：“博生啊，昨晚，我可是一夜没睡好觉哇，实在是担心你们的安全。”赵博生爽朗地笑着说：“让蒋介石通缉我吧，我这几块骨头是属于苏维埃的了！”16日早晨，刘伯坚代表中央军委向起义部队全体官兵宣布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命令和毛泽东、朱德签名任命红五军团及其所属各军领导人的委任状。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红五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红五军团第十五军长。接着，部队开往苏区的石城秋溪、龙冈、横江及瑞金壬田、九堡、沿坝等地进行整编。
来到党组织领导下的大家庭，赵博生才真正感觉到获得了新生。这支刚刚起义过来的部队，虽然改称为红军，可是官兵们在思想、行为上，仍然表现出旧军队的许多陋习，不习惯红军生活，受不了红军的严明纪律约束，影响了部队官兵关系及战斗力。赵博生对此极为重视。他非常尊重党派到红五军团来工作的干部，不但注重向他们学习，尽力纠正旧军队中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领导方法，带头拥护党对这支部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改造，积极协助党组织和政治委员做好干部战士的工作，而且经常深入部队，与下级官兵同甘共苦，加强交流，告诫并鼓励士兵。
红五军团经过两个多月的整编后，赵博生所部和兄弟部队一道开赴前线作战。 1932年2月，参加围攻赣州战斗04月与红一军团组成东路军，参加东征福建漳州战役。接着回师江西与红三军团会合，于7月问向粤北南雄挺进，在水口攻打广东军阀陈济棠部。8月，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并肩北上，连克宜黄、乐安等县城；尔后，参加了攻克建宁的战斗。赵博生在每次战役中都表现出一贯的勇敢、坚定、沉着。水口战斗中，他左臂受伤，同志们劝他下去休息，他说：‘流血很少，微伤何足虑。“在他的感召下，全军战士奋起向前，重创敌军，有力地配合了红一、红二军团的反“围剿”战斗。
赵博生还很注意在实践中学习红军的作战原则，做到果断、机谨、灵活。凡属重要战斗和关键时刻，他都亲临前线，周密部署，反复检查，亲自指挥。红五军团的战士在作战中非常英勇、顽强，尤其是马刀拼得敌军胆战心惊。之前，苏区军民都说“一军团的冲锋，三军团的包抄”厉害，此后又加上了“五军团的马刀”。因指挥作战有功，红五军团成立一周年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令嘉奖赵博生，并授予他一级红旗勋章。
1933年1月，蒋介石的主力第90师- 2’7师和15师向金溪、南城一带苏区进犯，企图歼灭红军主力一、三军团。为保障红军主力于黄狮渡歼灭敌人，赵博生奉命率4个团在侧翼吸引和钳制3倍于己的敌人。赵博生深知此战关系重大，他亲临前线察看地形，构筑工事，部署战斗1月8日，战斗开始，敌人的进攻十分猖狂，先是集中大炮轰击我军前哨阵地，然后发起连续数次进攻，但均被打退。此时，红军弹药所剩不多，到中午1 1时左右，敌人又向红军左路发动进攻。赵博生很快意识到，如果敌人攻下右路第135团的阵地，左路第128团就有被包围的危险，要守住阵地是十分困难的。于是他命令第128团特务连立即出击，协助第135团恢复阵地。特务连多为身强力壮的老兵，武器配备较为精良，每人拥有大刀、手枪、冲锋枪三大件，战斗力较强。出击以后很快打退敌人，恢复了第135团的阵地。赵博生估计敌人还会进攻第135团阵地，他把指挥任务交给了参谋，自己则亲赴第135团这处最前线、最危险的阵地上。敌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喘息，又立马集中力量向两翼阵地轮番发起冲锋。守军战士子弹打完了，手榴弹扔完了，赵博生就指挥战士们用石块猛砸敌人，用写有“百战百胜”字样的斗笠装上鹅卵石回击敌人。部队伤亡增大，在阵地就要易手的关键时刻，赵博生亲自带领军官组成的最后突击队，向疯狂的敌人发起猛烈的反冲锋。赵博生在距敌百米远的地方，一边指挥，一边回击敌人，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
赵博生不幸牺牲的噩耗传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致电红五军团，吊唁赵博生。唁电说：副总指挥赵博生“是为苏维埃政权而牺牲的，为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牺牲的。他的牺牲，是永远光荣于中国苏维埃史上。中央政府表示悲悼和敬意”，并慰勉红五军团的广大指挥员“更要继续赵博生同志的牺牲精神，坚决地进攻敌人，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对我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争取苏维埃在全国胜利，来完成赵博生同志未完成的任务”。为了永远纪念“宁都起义”的领导者、红五军团的缔造人之一赵博生，1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命令全苏区于1月21日举行追悼大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在瑞金叶坪广场上建造“博生堡”以示纪念，朱德总司令还亲笔题写了“博生堡”三个大字。赵博生的遗体被安葬在他领导起义的宁都县城。
赵博生从戎报国，南征北战，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又曲折的路，他用自己的不懈追求乃至生命实现了“精神”的永生。
赵博生1897出生于河北黄骅。1914年，赵博生念完私塾，因家道衰落辍学在家，后投考保定军官学校。1917年夏毕业，就职皖系军队第1师步兵第3团第2连见习官。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赵博生深受鼓舞，他立下救国志向，要当一名“模范军人”。然而，残酷的社会现实给了赵无情的打击。从1920年7月开始至1924年9月，因军阀混战，他曾先后在北洋军阀的皖系、直系、奉系军队中任职，辗转数年，三易其伍。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不久，赵博生转投冯玉祥的国民军。当时的国民军纪律比较严明，赵博生积极上进，刻苦自励，很快就擢升为第5旅参谋长。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宣布接受三民主义，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委任共产党员刘伯坚为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副部长，并派党政人员分赴各军成立政治处，担任全军党务政治宣传训练工作。赵博生由此获得与共产党人直接接触的机会，了解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五原誓师后，赵博生所部经宁夏、甘肃向陕西推进，实施“平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配合南方国民革命北伐行动。然而，正当北伐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之时，风云突变，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将中国推进内战的深渊。随即，冯玉祥与蒋介石合作反共，赵博生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全面清共，革命空气骤然凝固，一片沉寂。这让对共产党颇有好感的赵博生非常茫然与愤懑。 1929年，西北连年大旱，无数农民卖儿卖女，背井离乡，而军阀反动政府却依然横征暴敛，专注于争权夺利的混战，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赵博生时任西安十四军参谋长兼特种兵旅旅长，并兼城防司令。面对百姓如此悲惨的生活情景，赵博生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决心要尽自己之力，救百姓于水火之中。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赵博生将特种兵旅教导大队改成“三民主义救国军”，拟人汉中，另图大业。然事未成，救国军解散，赵博生受驻守山东的孙连仲邀请，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
1931年2月，蒋介石纠集重兵，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调第二十六路军南下江西“围剿”红军。红一方面军在5月16日至31日连打五个胜仗，横扫700余里，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同年7月，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围剿”。此时，第二十六路军已被推至宁都。9月，第三次“围剿”以红军的完胜而告终，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困于江西宁都的第二十路军已陷入红色区域包围之中。第二十六路军到了江西，每况愈下。不但打仗受挫，尤其是被困宁都，薪水没有保障，物质生活菲薄，加上北方士兵水土不服，瘟疫蔓延，军队中的非战斗减员非常严重。所以，官兵中的思乡、厌战情绪十分普遍。此时的赵博生特别想念当年在西北时期的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还有那些曾经一起的共产党人。他只有一个念头，找到共产党，拯救这支队伍。
其实，共产党就在赵博生身边。第二十六路军73旅上尉参谋刘振亚就是一直在该部做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 1931年5月，中央派出王超、袁血卒（又名袁汉澄）、李肃等共产党人打入第二十六路军。他们与刘振亚一起，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对第二十六路军开展兵运工作，秘密发展了20多名党员，成立了党的特别支部委员会，下辖官长支部和士兵支部两个支部。
对赵博生的政治态度，第二十六路军中国共产党特别支部委员会早已密切注视。根据赵博生的一贯表现，特别是到江西后的言行，特支认为他是倾向革命的，决定先写信试探。信件由总指挥部译电主任、共产党员罗亚平趁工作之便，压在赵博生的办公桌上，信封上写有“亲启”字样，同时，特支也已做好了一旦试探失准的打算。这封信的内容写的是．“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全国高涨的革命形势及第二十六路军的处境与光明前途。这正是赵博生苦苦思索的问题。赵博生为自己终于找到共产党的组织兴奋不已，经过一周的思考，赵博生把罗亚平叫到了自己的卧室，表达了自己加入党组织的急切心情。事后，罗亚平把赵博生找他谈话的情况详细地向特支作了汇报，不久王超就代表党组织跟赵博生面谈了他的入党问题。 1931年10月，党中央正式批准赵博生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赵博生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涯。
赵博生加入共产党后，党在第二十六路军的兵运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更加动摇了第二十六军军心，广大爱国官兵都不愿意继续留在江西“剿共”，纷纷要求回北方抗击日寇，保家卫国。孙连仲出于摆脱困境的企图，将官兵的要求电呈蒋介石，未等复电，便命令部队向北开拔。可是，此举却遭到了蒋介石的训斥。部队在离宁都不远即被阻挡回来，令他们“死也得死在宁都”。这样，第二十六路军官兵进退两难。进，将被红军消灭；退，为蒋之军令不容。总指挥孙连仲、第27师师长高树勋见场面不好收拾，借口离开了宁都或江西，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代行军务。
家仇国恨，再加上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已经将第二十六路军逼上了绝境，军队中抗日反蒋情绪不断高涨，中高级军官伺机探寻出路的日渐增多。为了争取更多的官兵，赵博生在特支的领导下，以自己公开代行第二十六路军军务的身份，积极稳妥、因势利导地在士兵和高中级军官中开展工作。他经常用自己的言行给全军官兵讲要挽救民族于危难的道理，号召大家要有勇气冲破一切障碍，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去抗击日寇。由于平日里赵博生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关心士兵疾苦，生活也极其简朴，深得广大官兵的尊敬与拥戴。因此，他的言行，官兵们都很信服。在他的启发下，很多官兵都有了抗日的思想。
1931年1 1月底，特派员王超奉调回上海党中央的途中不慎被捕，随身携带的第二十六路军党组织部分人员名单和政治决议案、组织决议案也落到了敌人手里。蒋介石非常震惊，12月5日，从南昌行营拍来十万火急的电报，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伍三名共产党员，星夜送南昌行惩处。情况万分紧急，赵博生获悉电报后，立即与特支的同志一起沉着、果断地做出应对。一方面立即给南昌行营拍去“遵令即办”的电报，与此同时，他们决定将此事转化为全军举行起义的导火线，一场震惊全国的起义正在加紧酝酿，这起事件无疑将给“先安内，再攘外”的蒋介石当头一棒。
要带领第二十六路军全军起义，还有两个关键人物的工作必须做通一第73旅旅长董振堂和第74旅旅长季振同。董振堂一心想抗日且对共产党的革命精神非常钦佩，而季振同对蒋介石积有旧怨。赵博生对他们的情况早有了解，但是事关举义之事，他首先取得了素与之交往甚好的董振堂支持，然后一道做季振同的工作。季振同听了赵博生和董振堂的想法后，毫不迟疑地表示赞同。赵博生一边主动拥护季振同做起义和起义之后的领导人，亲自搬到第74旅旅部去住，以坚定季振同参加领导起义的决心；一边派袁血卒火速前往红军总司令部驻地瑞金叶坪，向朱德总司令汇报第二十六路军的情况。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马上召开会议，对第二十六路军起义作出研究部署，将起义的时间定于12月13日晚12时。
起义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此时突然获知，第二十六路军的两万套棉衣和1 1月的军费已到达宁都以北的广昌县，不日即可运抵宁都，如按原定计划起义，则无法得到这些急需物资。季振同主张把起义的日子推迟一天，争取为大家发了衣服，发了饷，再起义当红军。赵博生和特支的同志认为，推迟起义虽有一定的风险，但是能够得到这些物资，也正是部队所需要的。经报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意推迟一天起义。同时，根据季振同的要求，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还同意原定将起义部队编为一个军，改为组建一个军团，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继红一、红三军团之后，中央苏区又一支生力军即将诞生。
1931年12月14日黄昏，宁都全城换岗哨，实行戒严。赵博生在总指挥部宴请团以上军官，宴会分楼上楼下进行，楼上是各旅、团以上的主官，楼下则是他们的卫士08时许，赵博生在席间简明地向军官们讲清形势和第二十六路军的处境与出路，正式宣布起义加入红军。赵博生宣布起义后，获得了大多数军官的拥护，总指挥部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赵博生等旋即返回第74旅旅部，指挥全城各部统一行动。由于之前对可能反对起义的对象均指派可靠的人员，配备足够的力量去控制、占领和监视，起义取得了成功，只是在夺取第25师师部和电台时，发生了枪击，伤了三人，死了两人。除第25师师长李松昆带走了城北四十里外驻砍柴岗的一个团，其余各部包括一个军直、两个师直、六个旅直、十一个整团共17000多名官兵全部参加了起义。起义成功了！拂晓，宁都全城到处响彻着“解放”、‘自由“的欢呼声，插在总指挥部屋顶和城门楼上的鲜艳红旗，在这个古城的上空迎风招展。看着这一切，赵博生兴奋地挥笔写下了“解放”两个字。
天大亮后，全体起义将士整装待发。赵博生来到队伍的前列，以铿锵的语言向全体官兵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庄严宣布起义胜利了！接着，带头扯下了帽子上的国民党党徽，撕碎了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帜，率领部队浩浩荡荡开往苏区。
宁都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一战线和兵运工作的一个壮举，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 1937年12月14日宁都起义六周年之际，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并合影留念。次年，毛泽东又在照片上亲笔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起义部队进人苏区，受到了沿途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代表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同志到宁都城东南六十里的固厚圩迎接。赵博生见到老朋友刘伯坚时，忙迎上去紧紧握住刘伯坚的手。刘伯坚关切地说：“博生啊，昨晚，我可是一夜没睡好觉哇，实在是担心你们的安全。”赵博生爽朗地笑着说：“让蒋介石通缉我吧，我这几块骨头是属于苏维埃的了！”16日早晨，刘伯坚代表中央军委向起义部队全体官兵宣布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命令和毛泽东、朱德签名任命红五军团及其所属各军领导人的委任状。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红五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红五军团第十五军长。接着，部队开往苏区的石城秋溪、龙冈、横江及瑞金壬田、九堡、沿坝等地进行整编。
来到党组织领导下的大家庭，赵博生才真正感觉到获得了新生。这支刚刚起义过来的部队，虽然改称为红军，可是官兵们在思想、行为上，仍然表现出旧军队的许多陋习，不习惯红军生活，受不了红军的严明纪律约束，影响了部队官兵关系及战斗力。赵博生对此极为重视。他非常尊重党派到红五军团来工作的干部，不但注重向他们学习，尽力纠正旧军队中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领导方法，带头拥护党对这支部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改造，积极协助党组织和政治委员做好干部战士的工作，而且经常深入部队，与下级官兵同甘共苦，加强交流，告诫并鼓励士兵。
红五军团经过两个多月的整编后，赵博生所部和兄弟部队一道开赴前线作战。 1932年2月，参加围攻赣州战斗04月与红一军团组成东路军，参加东征福建漳州战役。接着回师江西与红三军团会合，于7月问向粤北南雄挺进，在水口攻打广东军阀陈济棠部。8月，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并肩北上，连克宜黄、乐安等县城；尔后，参加了攻克建宁的战斗。赵博生在每次战役中都表现出一贯的勇敢、坚定、沉着。水口战斗中，他左臂受伤，同志们劝他下去休息，他说：‘流血很少，微伤何足虑。“在他的感召下，全军战士奋起向前，重创敌军，有力地配合了红一、红二军团的反“围剿”战斗。
赵博生还很注意在实践中学习红军的作战原则，做到果断、机谨、灵活。凡属重要战斗和关键时刻，他都亲临前线，周密部署，反复检查，亲自指挥。红五军团的战士在作战中非常英勇、顽强，尤其是马刀拼得敌军胆战心惊。之前，苏区军民都说“一军团的冲锋，三军团的包抄”厉害，此后又加上了“五军团的马刀”。因指挥作战有功，红五军团成立一周年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令嘉奖赵博生，并授予他一级红旗勋章。
1933年1月，蒋介石的主力第90师- 2’7师和15师向金溪、南城一带苏区进犯，企图歼灭红军主力一、三军团。为保障红军主力于黄狮渡歼灭敌人，赵博生奉命率4个团在侧翼吸引和钳制3倍于己的敌人。赵博生深知此战关系重大，他亲临前线察看地形，构筑工事，部署战斗1月8日，战斗开始，敌人的进攻十分猖狂，先是集中大炮轰击我军前哨阵地，然后发起连续数次进攻，但均被打退。此时，红军弹药所剩不多，到中午1 1时左右，敌人又向红军左路发动进攻。赵博生很快意识到，如果敌人攻下右路第135团的阵地，左路第128团就有被包围的危险，要守住阵地是十分困难的。于是他命令第128团特务连立即出击，协助第135团恢复阵地。特务连多为身强力壮的老兵，武器配备较为精良，每人拥有大刀、手枪、冲锋枪三大件，战斗力较强。出击以后很快打退敌人，恢复了第135团的阵地。赵博生估计敌人还会进攻第135团阵地，他把指挥任务交给了参谋，自己则亲赴第135团这处最前线、最危险的阵地上。敌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喘息，又立马集中力量向两翼阵地轮番发起冲锋。守军战士子弹打完了，手榴弹扔完了，赵博生就指挥战士们用石块猛砸敌人，用写有“百战百胜”字样的斗笠装上鹅卵石回击敌人。部队伤亡增大，在阵地就要易手的关键时刻，赵博生亲自带领军官组成的最后突击队，向疯狂的敌人发起猛烈的反冲锋。赵博生在距敌百米远的地方，一边指挥，一边回击敌人，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
赵博生不幸牺牲的噩耗传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致电红五军团，吊唁赵博生。唁电说：副总指挥赵博生“是为苏维埃政权而牺牲的，为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牺牲的。他的牺牲，是永远光荣于中国苏维埃史上。中央政府表示悲悼和敬意”，并慰勉红五军团的广大指挥员“更要继续赵博生同志的牺牲精神，坚决地进攻敌人，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对我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争取苏维埃在全国胜利，来完成赵博生同志未完成的任务”。为了永远纪念“宁都起义”的领导者、红五军团的缔造人之一赵博生，1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命令全苏区于1月21日举行追悼大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在瑞金叶坪广场上建造“博生堡”以示纪念，朱德总司令还亲笔题写了“博生堡”三个大字。赵博生的遗体被安葬在他领导起义的宁都县城。
赵博生从戎报国，南征北战，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又曲折的路，他用自己的不懈追求乃至生命实现了“精神”的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