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军前委秘书贺子珍
贺子珍，井冈山一位传奇的女红军，也是一段红色之恋的主角。她是永新一枝花，是毛泽东的患难伴侣，更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1984年4月19日，这位最早上井冈山的女共产党员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走完了她坎坷不平的人生之路。
她的一生中有慷慨激昂、英勇悲壮的战斗岁月，有历经磨难和屡遭不幸的艰难时光，更多的是孤寂落寞、沉默坚忍的悲苦生活。但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她一是她，伴随毛泽东一起度过了中国革命历史上最艰难的阶段；也是她，在革命胜利之后，为了大局默默忍受个人的悲苦，过着孤寂的生活。中国革命的历史丰碑上镌刻着她未朽的名字：贺子珍！
贺子珍出生于江西永新一个较为殷实的家庭，开明的父母很早就送她去永新福音堂女子学校学习。她原本可以上完学，凭着自己知识女性的身份，嫁个有钱人家，享受安逸的曰子，事实上她的很多同学都是这样做的，但她却为了实践自己的革命理想，毅然走上了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早在大革命时期，贺子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过永新县党部妇女部长、县委妇委书记等职。
1927年7月，她参加了永新暴动，随后同永新的党员和宁冈农民自卫军上了井冈山。 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宁冈茅坪，在袁文才的接风宴上，毛泽东惊讶地发现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还有一个年轻女子。 1928年5月，毛泽东到永新西乡的塘边一带，开展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永新县委派出贺子珍等人协助他调查。他们在塘边相处40天，相互之间产生了爱情，两人在茅坪象山庵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婚后，贺子珍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和生活秘书，并为前委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秘书工作看似平凡琐碎，但却比较重要，当时部队处于初创阶段，后勤工作没有步人正轨，机要文件没有专人管理，非常混乱，不利于上情下达、下情上传。毛泽东住在茅坪时，每天要阅办大量的文件材料。这些文件的誊写、收发、保管等事宜都离不开秘书的协助，而且秘书还要有守口如瓶、心细如发的素质，否则泄漏、丢失文件会给革命带来巨大损失。但不是革命队伍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这份工作的重要性，甚至出现了一些闲言碎语，把贺子珍当成赋闲的人，贺子珍自己也有过痛苦。从早期在永新的革命活动到井冈山革命斗争初期的战斗表现，完全可以看出贺子珍是一个有胆有识、组织能力强的奇女子，嫁给毛泽东后，叱咤风云的女指挥员一下子变成足不出户的专职秘书，心理落差可想而知。她后来回忆说：“看到有的女同志都独立工作，干得很有成绩，或者在学习上有很大进步时，我既羡慕又懊丧，多年来我是多么向往这种独立的，能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战斗生活啊。”然而，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她还是安下心来，改变了自己的志趣，把全部心血和热情投入了默默无闻的秘书工作。她担任秘书工作后，就把搜集报纸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能够找到尽可能多的报纸，她费尽心思，不仅叮嘱前方打仗的战士多缴获些书报，而且设法与白区的小商贩联系上，请他们躲过敌人的耳目，带些报纸上山，特别是《申报》、《大公报》‘这些相对客观、参考价值大的报纸。然后由她对这些报纸进行分类、整理、收藏，以便毛泽东从中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发展趋势。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出击赣南。在行军途中，贺子珍和前委、毛泽东走在一起，既要做好前委秘书工作，又要照顾毛泽东的饮食起居。这时，她已经怀孕，在风雪泥泞中行军，非常艰难，但她仍然坚持到底。在转战赣闽西的战斗生活中，贺子珍经常拖着沉重的身子，伴随毛泽东走街串巷，深人群众，调查研究。白天记录本上记得满满的，晚上又赶紧誊抄、整理，再呈送毛泽东审阅。 1931年9月，贺子珍随同毛泽东到了瑞金，住进叶坪村。
在中央苏区的峥嵘岁月里，贺子珍更忙了。在全苏“一大”上，毛泽东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又是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工作很忙。贺子珍除了担任毛泽东的随身机要秘书外，还兼任了中央政府的机要科长。在中央政府的办公室里，电报、文件、报纸及各种信函雪片般飞来，每天一大沓。这些材料，很多都要贺子珍先过目，然后呈报毛泽东处理，真是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在中央苏区轰轰烈烈的扩红突击运动中，贺子珍还要到瑞金附近的村庄做扩红宣传工作，动员苏区妇女送儿送郎当红军。
除了工作上的倾力辅助，贺子珍在生活上也给予毛泽东无微不至的照顾，即便是逆境，也一样不离不弃。红四军七大后，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离职，在闽西山区一带养病，过着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曾有一度因疟疾发作险些丧命，就连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都给他发了讣告，幸而有贺子珍始终陪伴在他身边，和他一起走过了人生的低潮期。后来，毛泽东又受到“左”倾路线的打击，政治上遭到孤立，贺子珍亦受到牵连，无法继续管理机要文件，只能做做收发，可她依然毫无怨言，给了毛泽东可能做到的、全部的支持。可以说，贺子珍对毛泽东的爱是全心全意的，但这种爱不是依赖，她的心里装的不只是一个毛泽东，还有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大业。贺子珍对革命事业一直抱有强烈的责任心，为了跟上革命形势发展，她一有机会就想去学习文化、政治知识。苏区战局相对稳定时，她曾在上杭师范学校进修了一年左右，又在随营的训练班学习了一段时期；到了延安，她生下娇娇后不久就去抗大学习，后来她去苏联治病留学，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希望以后能够担负起更多的工作。
从井冈山到延安的十年，贺子珍承受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苦楚。这十年间，她怀孕、生育了六次，本身孕妇负担就很沉重，还要风餐露宿、行军打仗，就更不容易，她不得不多次把孩子送给当地老乡收养，尝尽骨肉离别之苦。长征时，她为了保护伤员，头部和背部被弹片炸伤十几处，生命垂危，为了不拖累战友，她要求结束自己的生命，虽然后来死里逃生，但还是有些弹片留在她体内，直到去世也未能取出。她的牺牲太多，可她从未凭借这些牺牲为自己换取什么政治资本，也不因为自己是毛泽东的妻子有任何特殊化思想，甚至有时候，为了顾全大局，她还必须忍辱负重。她的弟弟贺敏仁在长征时被人控告从喇嘛庙拿了一千多个银元，在没有做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就被仓促枪决，实际上，他只拿了百十个铜板，也就值一两块钱。有人认为这事存在有意陷害，但贺子珍没有干预这件事情的处理，更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采取任何报复行动，她平静地说：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平时，当然可以争个是非曲直，但当时是战争，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即使是有人有意的陷害，我也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也要用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
1937年冬，贺子珍不顾毛泽东的挽留，离开延安，远赴苏联。当时，在延安的老同志无人不知，无人不议。然而，几十年后却很少有人谈起。直到1998年，孔东梅才在曾志的回忆录中看到一段异常珍贵的资料。曾志这样写道：我老惦记着贺子珍，可又不敢贸然提她，没想到有一天，毛泽东竟主动地说起了她。毛泽东感叹道：“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那为什么要离开呢？”“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我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到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诀别信，不久她就去了苏联。这封诀别信，至今仍旧保留在我的铁箱子里。”
孔东梅认为：“外婆到了延安后，发现自己的文化水平跟不上，当时延安有很多进步女性，这让她有很深的思想包袱。外婆曾经讲：‘我也是17岁就参加革命的，思想上还是很进步的，老毛和我吵架也行，但是后来连吵都不吵，隔阂越来越大。”’
贺子珍是怀着身孕上路的，到达莫斯科时，已是1938年10月。不久，贺子珍就生下了她与毛泽东的儿子，取名廖瓦。不幸的是，小廖瓦6个月大时，因传染上流感而病死。
在苏联，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曾劝过贺子珍。她回忆道：“贺子珍伤心至极，天天到（廖瓦）坟上哭。毛主席又很少写信给她。收到过一封信，只有三言两语，她精神上非常苦恼。但她又很傲，不肯主动写信给毛主席。我从苏联回国的时候，说我可以帮她带信给毛主席，她说不带。”
1939年9月，刚满30岁的贺子珍突然收到了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转交的一封信，信中委婉地表示了要终止婚姻关系。孔东梅说：“外婆刚失去一个儿子，又收到这封信，这种刺激可想而知。”
此时，毛泽东和杨开慧所生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也在苏联东方大学八部学习。贺子珍悉心照顾他们的生活，每月从70卢布的生活津贴中挤出钱来为他们买东西。但早期她从没点破自己的身份。岸英和岸青一直以为，这位好心的阿姨是因为喜欢孩子才这么照顾自己的。他们叫她“贺妈妈”。 1941年底，毛泽东把女儿李敏送到苏联。李敏的到来，给贺子珍带来了短暂的快乐。在异国他乡，她与三个孩子相依为命，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家。
孔东梅曾经读过外婆晚年写给外公的一封信，“那封信很长，看后让人心酸。外婆说，在苏联的日子比长征还苦。为了养活我妈妈、岸英舅舅、岸青舅舅，她要彻夜织毛袜子，洗衣服，周末还要去伐木。家里有时还没有吃的，没有劈柴，冬天屋子里都结了冰……”
苏德战争爆发后，贺子珍的苦闷情绪更加难以控制。“外婆也作出过一些过激的行为，包括打骂她唯一的女儿。但妈妈说，不是那种真的狠打，就因为一些小事情，比如回家晚了挨打。妈妈挨打就会哭喊，别人以为外婆精神出了问题，便将她送往精神病院。”贺子珍为什么会被关进精神病院？这是个难解之谜。王行娟说，每次提起这段往事，贺子珍就泪流满面，痛苦地表示：“我不愿意回忆这些。”直到1941年8月，在王稼祥夫妇的帮助下，贺子珍带着李敏、岸青回到中国东北（岸英已于1946年回国）。
建国后，李敏和岸青回到毛泽东身边生活。孔东梅说：“根据妈妈回忆，那时候外婆曾经考虑过要开始新生活，她曾向一位老战友讲，她有两个心愿：第一，不要因为她曾经做过‘第一夫人’，就把她‘禁’起来；第二，她希望见一见外公，说句话，握个手就行。”
这个心愿，直到12年后才实现。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与贺子珍秘密会面。 2004年，孔东梅重上庐山，从参与安排那次会面的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那里，孔东梅了解到当时会面的经过一
1959年7月9日，贺子珍被领到“美庐”别墅的一间屋子里，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是毛泽东。毛泽东见她来了，站起身，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然后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贺子珍面前，一杯放在自己的面前。贺子珍没想到能见到毛泽东，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毛泽东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贺子珍更加哭得不行。毛泽东问起在苏联的情况，轻轻叹气：“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贺子珍哽咽道：“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毛泽东谈起他这些年的情况，他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事。他们谁都没有提到江青。贺子珍只是提醒毛泽东：“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毛泽东点头说：“我会注意的，你放心。”
当晚，贺子珍彻夜难眠。“外婆兴致勃勃地向睡在她身边的水静，讲述他和外公从相识起的点点滴滴，直至天明。”
这是毛泽东与贺子珍分别22年后，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平时，则是李敏作为贺子珍和毛泽东之间的桥梁，往来于上海和北京之间，传递消息和札物。“我曾经见过，妈妈受外公之托，给外婆带来一方男用真丝旧手绢。看来，外公一直没有忘记外婆离开延安时捎回的白手绢。外婆去世后，妈妈在她留下的三个箱子中，还看到了那条保存完好的手绢。”
1950年，贺子珍接受组织的安排，离开东北，定居上海。起初住在泰安路，后来搬到徐汇区湖南路262号，期间，彭德怀和陈毅经常去看她。
贺子珍晚年，身体一直不好。 1954年9月，收听完毛泽东在一届人大闭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后，贺子珍突然发病，被送到上海华东医院。“小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犯病。现在才明白，外婆是因为思念外公心切。外公一发表讲话，外婆就会晕过去。外公听到这些消息后，也多次流泪。听说外婆生病，他就写信给妈妈，说‘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我’。”
1976年9月，毛泽东弥留之际，李敏赶到父亲身边。这时毛泽东已不能讲话，他向李敏作了一个手势。李敏揣摩了很长时间，猜想可能是桂圆的意思，桂圓是贺子珍的小名。毛泽东逝世时，贺子珍未能去北京。
“文革”结束后，贺子珍的命运才有了改变。 19’79年9月，中央接贺子珍到北京。9月8日，贺子珍来到毛主席纪念堂。“我们事先一再嘱咐外婆，不要太激动，不要太伤心。她看上去还是挺平静的。有一张照片，抓拍到外婆在纪念堂门外的回眸，我看后非常震撼。它恰到好处地捕捉到外婆当时的内心状态。外婆没有号啕大哭，也没有非常激烈的状态。她和外公是那种人生永远不能有交点的结局。所有的情感，在那一刻都进发出来。”贺子珍在献给毛泽东的花圈上，落款写着——“战友贺子珍”。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孔东梅说，外婆贺子珍是一位最好的历史见证者，但是她最终选择了在沉默中走完人生。
贺子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女战士，自始至终追求独立的人格，没有把心思花在儿女情长上，而是时刻考虑如何能为革命多做贡献。其实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有成千上万像贺子珍一样的革命女性，甘于平凡，默默，乃至牺牲生命。也许，女性上前线打仗不及男性，但是她们能发挥更多独特的作用，完成男性不能完成、无法代替的工作，比如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她们是后方工作的主力军，为战士们吃饭穿衣、治病疗伤提供坚强保障；她们是革命事业的加油站，唱歌、跳舞、举办各种文娱节目，为战士们呐喊助威；她们是思想工作的先锋队，以女性特有的耐心、感染力，深人群众，开展生动的宣传教育，调查真实的社会情况。虽然这些值得尊敬的革命女性，只有少数人留下了姓名，更多的则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不为人所知，但是，她们留给我们的，是更多的思考，无限的尊敬。
她的一生中有慷慨激昂、英勇悲壮的战斗岁月，有历经磨难和屡遭不幸的艰难时光，更多的是孤寂落寞、沉默坚忍的悲苦生活。但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她一是她，伴随毛泽东一起度过了中国革命历史上最艰难的阶段；也是她，在革命胜利之后，为了大局默默忍受个人的悲苦，过着孤寂的生活。中国革命的历史丰碑上镌刻着她未朽的名字：贺子珍！
贺子珍出生于江西永新一个较为殷实的家庭，开明的父母很早就送她去永新福音堂女子学校学习。她原本可以上完学，凭着自己知识女性的身份，嫁个有钱人家，享受安逸的曰子，事实上她的很多同学都是这样做的，但她却为了实践自己的革命理想，毅然走上了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早在大革命时期，贺子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过永新县党部妇女部长、县委妇委书记等职。
1927年7月，她参加了永新暴动，随后同永新的党员和宁冈农民自卫军上了井冈山。 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宁冈茅坪，在袁文才的接风宴上，毛泽东惊讶地发现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还有一个年轻女子。 1928年5月，毛泽东到永新西乡的塘边一带，开展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永新县委派出贺子珍等人协助他调查。他们在塘边相处40天，相互之间产生了爱情，两人在茅坪象山庵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婚后，贺子珍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和生活秘书，并为前委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秘书工作看似平凡琐碎，但却比较重要，当时部队处于初创阶段，后勤工作没有步人正轨，机要文件没有专人管理，非常混乱，不利于上情下达、下情上传。毛泽东住在茅坪时，每天要阅办大量的文件材料。这些文件的誊写、收发、保管等事宜都离不开秘书的协助，而且秘书还要有守口如瓶、心细如发的素质，否则泄漏、丢失文件会给革命带来巨大损失。但不是革命队伍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这份工作的重要性，甚至出现了一些闲言碎语，把贺子珍当成赋闲的人，贺子珍自己也有过痛苦。从早期在永新的革命活动到井冈山革命斗争初期的战斗表现，完全可以看出贺子珍是一个有胆有识、组织能力强的奇女子，嫁给毛泽东后，叱咤风云的女指挥员一下子变成足不出户的专职秘书，心理落差可想而知。她后来回忆说：“看到有的女同志都独立工作，干得很有成绩，或者在学习上有很大进步时，我既羡慕又懊丧，多年来我是多么向往这种独立的，能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战斗生活啊。”然而，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她还是安下心来，改变了自己的志趣，把全部心血和热情投入了默默无闻的秘书工作。她担任秘书工作后，就把搜集报纸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能够找到尽可能多的报纸，她费尽心思，不仅叮嘱前方打仗的战士多缴获些书报，而且设法与白区的小商贩联系上，请他们躲过敌人的耳目，带些报纸上山，特别是《申报》、《大公报》‘这些相对客观、参考价值大的报纸。然后由她对这些报纸进行分类、整理、收藏，以便毛泽东从中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发展趋势。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出击赣南。在行军途中，贺子珍和前委、毛泽东走在一起，既要做好前委秘书工作，又要照顾毛泽东的饮食起居。这时，她已经怀孕，在风雪泥泞中行军，非常艰难，但她仍然坚持到底。在转战赣闽西的战斗生活中，贺子珍经常拖着沉重的身子，伴随毛泽东走街串巷，深人群众，调查研究。白天记录本上记得满满的，晚上又赶紧誊抄、整理，再呈送毛泽东审阅。 1931年9月，贺子珍随同毛泽东到了瑞金，住进叶坪村。
在中央苏区的峥嵘岁月里，贺子珍更忙了。在全苏“一大”上，毛泽东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又是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工作很忙。贺子珍除了担任毛泽东的随身机要秘书外，还兼任了中央政府的机要科长。在中央政府的办公室里，电报、文件、报纸及各种信函雪片般飞来，每天一大沓。这些材料，很多都要贺子珍先过目，然后呈报毛泽东处理，真是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在中央苏区轰轰烈烈的扩红突击运动中，贺子珍还要到瑞金附近的村庄做扩红宣传工作，动员苏区妇女送儿送郎当红军。
除了工作上的倾力辅助，贺子珍在生活上也给予毛泽东无微不至的照顾，即便是逆境，也一样不离不弃。红四军七大后，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离职，在闽西山区一带养病，过着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曾有一度因疟疾发作险些丧命，就连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都给他发了讣告，幸而有贺子珍始终陪伴在他身边，和他一起走过了人生的低潮期。后来，毛泽东又受到“左”倾路线的打击，政治上遭到孤立，贺子珍亦受到牵连，无法继续管理机要文件，只能做做收发，可她依然毫无怨言，给了毛泽东可能做到的、全部的支持。可以说，贺子珍对毛泽东的爱是全心全意的，但这种爱不是依赖，她的心里装的不只是一个毛泽东，还有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大业。贺子珍对革命事业一直抱有强烈的责任心，为了跟上革命形势发展，她一有机会就想去学习文化、政治知识。苏区战局相对稳定时，她曾在上杭师范学校进修了一年左右，又在随营的训练班学习了一段时期；到了延安，她生下娇娇后不久就去抗大学习，后来她去苏联治病留学，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希望以后能够担负起更多的工作。
从井冈山到延安的十年，贺子珍承受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苦楚。这十年间，她怀孕、生育了六次，本身孕妇负担就很沉重，还要风餐露宿、行军打仗，就更不容易，她不得不多次把孩子送给当地老乡收养，尝尽骨肉离别之苦。长征时，她为了保护伤员，头部和背部被弹片炸伤十几处，生命垂危，为了不拖累战友，她要求结束自己的生命，虽然后来死里逃生，但还是有些弹片留在她体内，直到去世也未能取出。她的牺牲太多，可她从未凭借这些牺牲为自己换取什么政治资本，也不因为自己是毛泽东的妻子有任何特殊化思想，甚至有时候，为了顾全大局，她还必须忍辱负重。她的弟弟贺敏仁在长征时被人控告从喇嘛庙拿了一千多个银元，在没有做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就被仓促枪决，实际上，他只拿了百十个铜板，也就值一两块钱。有人认为这事存在有意陷害，但贺子珍没有干预这件事情的处理，更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采取任何报复行动，她平静地说：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平时，当然可以争个是非曲直，但当时是战争，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即使是有人有意的陷害，我也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也要用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
1937年冬，贺子珍不顾毛泽东的挽留，离开延安，远赴苏联。当时，在延安的老同志无人不知，无人不议。然而，几十年后却很少有人谈起。直到1998年，孔东梅才在曾志的回忆录中看到一段异常珍贵的资料。曾志这样写道：我老惦记着贺子珍，可又不敢贸然提她，没想到有一天，毛泽东竟主动地说起了她。毛泽东感叹道：“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那为什么要离开呢？”“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我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到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诀别信，不久她就去了苏联。这封诀别信，至今仍旧保留在我的铁箱子里。”
孔东梅认为：“外婆到了延安后，发现自己的文化水平跟不上，当时延安有很多进步女性，这让她有很深的思想包袱。外婆曾经讲：‘我也是17岁就参加革命的，思想上还是很进步的，老毛和我吵架也行，但是后来连吵都不吵，隔阂越来越大。”’
贺子珍是怀着身孕上路的，到达莫斯科时，已是1938年10月。不久，贺子珍就生下了她与毛泽东的儿子，取名廖瓦。不幸的是，小廖瓦6个月大时，因传染上流感而病死。
在苏联，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曾劝过贺子珍。她回忆道：“贺子珍伤心至极，天天到（廖瓦）坟上哭。毛主席又很少写信给她。收到过一封信，只有三言两语，她精神上非常苦恼。但她又很傲，不肯主动写信给毛主席。我从苏联回国的时候，说我可以帮她带信给毛主席，她说不带。”
1939年9月，刚满30岁的贺子珍突然收到了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转交的一封信，信中委婉地表示了要终止婚姻关系。孔东梅说：“外婆刚失去一个儿子，又收到这封信，这种刺激可想而知。”
此时，毛泽东和杨开慧所生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也在苏联东方大学八部学习。贺子珍悉心照顾他们的生活，每月从70卢布的生活津贴中挤出钱来为他们买东西。但早期她从没点破自己的身份。岸英和岸青一直以为，这位好心的阿姨是因为喜欢孩子才这么照顾自己的。他们叫她“贺妈妈”。 1941年底，毛泽东把女儿李敏送到苏联。李敏的到来，给贺子珍带来了短暂的快乐。在异国他乡，她与三个孩子相依为命，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家。
孔东梅曾经读过外婆晚年写给外公的一封信，“那封信很长，看后让人心酸。外婆说，在苏联的日子比长征还苦。为了养活我妈妈、岸英舅舅、岸青舅舅，她要彻夜织毛袜子，洗衣服，周末还要去伐木。家里有时还没有吃的，没有劈柴，冬天屋子里都结了冰……”
苏德战争爆发后，贺子珍的苦闷情绪更加难以控制。“外婆也作出过一些过激的行为，包括打骂她唯一的女儿。但妈妈说，不是那种真的狠打，就因为一些小事情，比如回家晚了挨打。妈妈挨打就会哭喊，别人以为外婆精神出了问题，便将她送往精神病院。”贺子珍为什么会被关进精神病院？这是个难解之谜。王行娟说，每次提起这段往事，贺子珍就泪流满面，痛苦地表示：“我不愿意回忆这些。”直到1941年8月，在王稼祥夫妇的帮助下，贺子珍带着李敏、岸青回到中国东北（岸英已于1946年回国）。
建国后，李敏和岸青回到毛泽东身边生活。孔东梅说：“根据妈妈回忆，那时候外婆曾经考虑过要开始新生活，她曾向一位老战友讲，她有两个心愿：第一，不要因为她曾经做过‘第一夫人’，就把她‘禁’起来；第二，她希望见一见外公，说句话，握个手就行。”
这个心愿，直到12年后才实现。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与贺子珍秘密会面。 2004年，孔东梅重上庐山，从参与安排那次会面的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那里，孔东梅了解到当时会面的经过一
1959年7月9日，贺子珍被领到“美庐”别墅的一间屋子里，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是毛泽东。毛泽东见她来了，站起身，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然后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贺子珍面前，一杯放在自己的面前。贺子珍没想到能见到毛泽东，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毛泽东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贺子珍更加哭得不行。毛泽东问起在苏联的情况，轻轻叹气：“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贺子珍哽咽道：“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毛泽东谈起他这些年的情况，他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事。他们谁都没有提到江青。贺子珍只是提醒毛泽东：“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毛泽东点头说：“我会注意的，你放心。”
当晚，贺子珍彻夜难眠。“外婆兴致勃勃地向睡在她身边的水静，讲述他和外公从相识起的点点滴滴，直至天明。”
这是毛泽东与贺子珍分别22年后，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平时，则是李敏作为贺子珍和毛泽东之间的桥梁，往来于上海和北京之间，传递消息和札物。“我曾经见过，妈妈受外公之托，给外婆带来一方男用真丝旧手绢。看来，外公一直没有忘记外婆离开延安时捎回的白手绢。外婆去世后，妈妈在她留下的三个箱子中，还看到了那条保存完好的手绢。”
1950年，贺子珍接受组织的安排，离开东北，定居上海。起初住在泰安路，后来搬到徐汇区湖南路262号，期间，彭德怀和陈毅经常去看她。
贺子珍晚年，身体一直不好。 1954年9月，收听完毛泽东在一届人大闭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后，贺子珍突然发病，被送到上海华东医院。“小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犯病。现在才明白，外婆是因为思念外公心切。外公一发表讲话，外婆就会晕过去。外公听到这些消息后，也多次流泪。听说外婆生病，他就写信给妈妈，说‘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我’。”
1976年9月，毛泽东弥留之际，李敏赶到父亲身边。这时毛泽东已不能讲话，他向李敏作了一个手势。李敏揣摩了很长时间，猜想可能是桂圆的意思，桂圓是贺子珍的小名。毛泽东逝世时，贺子珍未能去北京。
“文革”结束后，贺子珍的命运才有了改变。 19’79年9月，中央接贺子珍到北京。9月8日，贺子珍来到毛主席纪念堂。“我们事先一再嘱咐外婆，不要太激动，不要太伤心。她看上去还是挺平静的。有一张照片，抓拍到外婆在纪念堂门外的回眸，我看后非常震撼。它恰到好处地捕捉到外婆当时的内心状态。外婆没有号啕大哭，也没有非常激烈的状态。她和外公是那种人生永远不能有交点的结局。所有的情感，在那一刻都进发出来。”贺子珍在献给毛泽东的花圈上，落款写着——“战友贺子珍”。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孔东梅说，外婆贺子珍是一位最好的历史见证者，但是她最终选择了在沉默中走完人生。
贺子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女战士，自始至终追求独立的人格，没有把心思花在儿女情长上，而是时刻考虑如何能为革命多做贡献。其实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有成千上万像贺子珍一样的革命女性，甘于平凡，默默，乃至牺牲生命。也许，女性上前线打仗不及男性，但是她们能发挥更多独特的作用，完成男性不能完成、无法代替的工作，比如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她们是后方工作的主力军，为战士们吃饭穿衣、治病疗伤提供坚强保障；她们是革命事业的加油站，唱歌、跳舞、举办各种文娱节目，为战士们呐喊助威；她们是思想工作的先锋队，以女性特有的耐心、感染力，深人群众，开展生动的宣传教育，调查真实的社会情况。虽然这些值得尊敬的革命女性，只有少数人留下了姓名，更多的则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不为人所知，但是，她们留给我们的，是更多的思考，无限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