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工出身的元帅罗荣桓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这片神奇的土地，走出了毛泽东、朱德等一代传人，也培育了一大批共和国的将帅。在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十大元帅中，井冈山就走出了朱德、陈毅、彭德怀、林彪、罗荣桓5位，还有大将3位、上将15位、中将20位、少将12位。这些将帅是井冈山斗争时期杰出的代表。其中，做政治工作出身的元帅就是罗荣桓。
罗荣桓1902年1 1月出生于湖南衡东县。 1919年在长沙协均中学读书时就受到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1923年至1926年在青岛大学预科班学习时，积极投入到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当中。毕业后，一心想投身军界的罗荣桓前往广州报考黄埔军校，因身体原因没有被录取。这是罗荣桓一生中的第一次挫折，谁又会想到，这位被黄埔军校拒之门外的青年日后竟会成为国家和军队的栋梁之才。
革命道路上的挫折没有打消罗荣桓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他紧跟北伐大旗。回乡后组织农民协会，开展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但在家乡的让各同样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为了追求革命真理，罗荣桓1927年4月去武汉中山大学就读，不久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着国民党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全国的革命形势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在这危难时刻，罗荣桓被党组织派往湖北参与组织农民武装，任党代表。参加秋收起义后，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36年的共事。毛泽东非常信赖罗荣桓，称之为“一生共事的人”。
当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江西永新三湾时，毛泽东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将党支部建在连上。罗荣桓出任特务连党代表，这是毛泽东对罗荣桓的信任，希望他在军队基层党建工作中有所建树。
井冈山时期，罗荣桓始终奋斗在军队的党建工作第一线。面对红军中很多旧部队出来的指挥员、战斗员，毛泽东提出“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来保持昂扬的斗志，罗荣桓就把毛泽东思想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他狠抓基层部队建设，实行民主制度，要求尊重爱护士兵，反对军阀作风，始终起着模范带头作用。
井冈山斗争是艰苦卓绝的。一方面，遭受着敌人全面经济封锁和连续军事打击，环境十分恶劣；另一方面，当时部队成分复杂，有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有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有王佐、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后来还有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这些部队，有的是参加起义的国民革命军，有的是从军阀部队里“拖过来的”，有的是暴动农民组编而成，可以说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在这种状况下，要使这些部队形成统一的战斗力，搞好团结，干部的带头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毛泽东嘱咐罗荣桓要到基层去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罗荣桓牢记毛泽东的教导，始终起着表率带头作用。他对连里的干部说：“作为党代表，固然要有威信才能做好工作，可要让大家服气，关键在于发挥自己的先锋模范作用，没有这一点，威信就建立不起来。”
罗荣桓从当连党代表开始，就一直是处处以身作则。凡是要别人做到的事，自己首先做到。冲锋时，他和连长跑在前头；退却时，又在后面负责打掩护；行军时，他的肩膀上经常扛着伤员和掉队战士的几支枪；宿营时，亲自查铺，并帮助战士盖好被子；发零用钱，他和连长、司务长总是最后去领；开饭时，他又带着几个党员去站岗放哨，等大家吃完了才回来。他自己病了，咬咬牙坚持工作与战斗，可战士病了，他一天几次去看望，还嘱咐伙房做病号饭。他对连队干部的历史和情况了如指掌，晚上点名，能背出全连每个战士的姓名。他经常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去教育干部战土。他领导的3营成了红四军的模范营，毛泽东经常用3营的经验教育全军。就这样，罗荣桓赢得了干部、战士的爱戴和敬佩，成了战士的知心朋友和尊敬的领导。
1928年8月间，井冈山遭受“八月失败”。毛泽东率罗荣桓所在的31团3营去湘南接应28团和29团返回井冈山。他们在夜间通过桂东县时，遭到湘敌吴尚第八军两个团的袭击。部队被打散，大家很着急。第二天清早集合，只少了一个担架兵。谁知当部队回到井冈山时，这个担架兵早已回来了。3营这次远征湘南，行程数百里，打了十几仗，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成了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
是什么原因使这支队伍有这么强的凝聚力呢？罗荣桓说，原因之一就是“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作风民主，士兵受到感动。他们在自觉的基础上，爱护干部，听从指挥”。这就是罗荣桓经常说的“响鼓不用重锤敲”。
1929年底，红四军召开了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重新回到前委领导岗位。罗荣桓经毛泽东提议担任红四军前委委员，随后又被任命为林彪任军长的红四军代政委。对于毛泽东的信任，罗荣桓总是用实际行动来回报。在罗荣桓任红军总政治部巡视员兼扩红突击队总队长期间，一次扩红八干人，为扩充红军作出了巨大贡献。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以后，罗荣桓被毛泽东派到红军大学学习，同时兼任一科政委。在学习期间，罗荣桓特别爱听毛泽东讲中国革命战略问题。在罗荣桓的心中，毛泽东路线就是胜利的路线。毛泽东的革命理论，成为他革命斗争“引路的灯塔”。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罗荣桓任八路军1 15师政治部主任，再度与林彪共事。1938年，由于林彪被阎锡山部队误伤，陈光代理师长，罗荣桓升任115师政治委员，时年36岁。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陈光、罗荣桓率部东进。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他们广泛开展了统一战线，灵活运用毛泽东游击战术，使得根据地不断壮大。1942年4月，刘少奇在结束重组新四军的任务回延安，途经山东时，充分肯定了山东的斗争成绩。1943年8月，罗荣桓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八路军I15师政委、代师长，全面主持山东工作。
毛泽东对于罗荣桓在山东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是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占东北，南下长江，都主要依靠山东。”“山东是执行中央十大政策的模范。”
由于长期担任八路军1 15师和山东分局的工作，担子十分沉重，工作环境又非常艰苦，加之负过伤，造成了本来身体就不大好的罗荣桓积劳成疾。当毛泽东得知罗荣桓生病的消息时，立即发电询问，并请罗荣桓“既要完成好党的任务，又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充分体现了两人的革命情谊。
解放战争时期，罗荣桓顾全大局，谢绝了毛泽东要他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党委第一书记的建议，提议由林彪出任，自己只担任第二政治委员。在决战东北的辽沈战役中，罗荣桓坚决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先打锦州的英明决策，反对林彪先打长春之意。在罗荣桓的坚持下，林彪终于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图先打锦州。关起门来打狗，最后取得了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四野战军南下人关后，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战役总前委。战役过程中，罗荣桓领导了同傅作义、董其武的和平谈判，为北平、绥远的和平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罗荣桓因病没有随四野继续南下，不久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代表参加了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罗荣桓拖着重病的身躯，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
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他积极筹备中央和各地方人民检察机关，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罗荣桓分管民兵建设工作。他把民兵建设重点放在政治经济中心、工矿、交通枢纽地区和海陆边防地区以及沿海岛屿，为国防工作打开了新局面。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他积极投入到全军新形势下的政治工作中，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思想战线奠基人”。
作为总干部管理部部长，他坚持“德才兼备”和“五湖四海”原则，抓干部队伍建设，为全军干部选拔当好参谋、把好关。
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心系国家和人民。为了不负党和人民重托，他经常带病深人基层，先后到南京、福州、上海、杭州、南昌、长沙、广东、海南等地调查研究。
得知自己被授予元帅军衔时，他要求授大将衔，被毛泽东驳回。他多次恳请辞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并提议由谭政大将接任。
不管身居何地，人处何方，身担何职，罗荣桓始终保持着井冈山革命将帅的本色。1961年8月上旬的一天，有位从广东到北京的解放军同志给罗帅家打电话，说要去看望罗帅。罗帅夫人林月琴看天色已晚，怕影响罗帅休息，就请那位同志明天再来。第二天，罗荣桓知道了这件事，便对林月琴说：“这样不好，过去在山沟里打游击时，什么时候要见就什么时候见，现在有病就不能见了吗？人家来看我，能谈多少就谈多少，不能谈看看也好嘛。”
从秋收起义到上井冈山，从万里长征到奠基陕北，从抗日硝烟到解放战场，不论在艰苦的斗争岁月，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不论是在当年穷乡僻壤的山沟，还是在解放后热闹非凡的城市，罗荣桓总是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保持和发扬战争年代那种优良作风和高尚品德，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政治品格。
1963年12月，罗荣桓病情恶化。病危中，他念念不忘党和国家的大事与工作。弥留之际对妻子林月琴说：“我死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并嘱咐在侧的儿女们：“……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留给你们的是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12月16日罗帅不幸逝世。
闻讯，毛泽东悲痛异常。当晚，中央在中南海颐年堂有个会议，会前毛主席提议大家起立为罗荣桓默哀。毛泽东说道：“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后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后几天，毛泽东常常夜不能寐，写下了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这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罗荣桓的信赖、倚重和惋惜之情。
罗荣桓离我们远去已经半个世纪了，但是他“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的政治品格依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原卫生部保健局局长黄树根曾根据罗荣桓病重期间的口述整理成一首诗——《告子女》。诗中充分显现了罗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风貌：
我尽力争取不死，继续为革命奋斗；
如果死已经来临，我也绝不畏惧，决不发愁。
我给你们留下的，只是党的事业，别的什么都没有。
遗嘱就是一句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罗荣桓1902年1 1月出生于湖南衡东县。 1919年在长沙协均中学读书时就受到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1923年至1926年在青岛大学预科班学习时，积极投入到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当中。毕业后，一心想投身军界的罗荣桓前往广州报考黄埔军校，因身体原因没有被录取。这是罗荣桓一生中的第一次挫折，谁又会想到，这位被黄埔军校拒之门外的青年日后竟会成为国家和军队的栋梁之才。
革命道路上的挫折没有打消罗荣桓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他紧跟北伐大旗。回乡后组织农民协会，开展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但在家乡的让各同样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为了追求革命真理，罗荣桓1927年4月去武汉中山大学就读，不久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着国民党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全国的革命形势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在这危难时刻，罗荣桓被党组织派往湖北参与组织农民武装，任党代表。参加秋收起义后，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36年的共事。毛泽东非常信赖罗荣桓，称之为“一生共事的人”。
当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江西永新三湾时，毛泽东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将党支部建在连上。罗荣桓出任特务连党代表，这是毛泽东对罗荣桓的信任，希望他在军队基层党建工作中有所建树。
井冈山时期，罗荣桓始终奋斗在军队的党建工作第一线。面对红军中很多旧部队出来的指挥员、战斗员，毛泽东提出“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来保持昂扬的斗志，罗荣桓就把毛泽东思想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他狠抓基层部队建设，实行民主制度，要求尊重爱护士兵，反对军阀作风，始终起着模范带头作用。
井冈山斗争是艰苦卓绝的。一方面，遭受着敌人全面经济封锁和连续军事打击，环境十分恶劣；另一方面，当时部队成分复杂，有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有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有王佐、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后来还有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这些部队，有的是参加起义的国民革命军，有的是从军阀部队里“拖过来的”，有的是暴动农民组编而成，可以说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在这种状况下，要使这些部队形成统一的战斗力，搞好团结，干部的带头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毛泽东嘱咐罗荣桓要到基层去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罗荣桓牢记毛泽东的教导，始终起着表率带头作用。他对连里的干部说：“作为党代表，固然要有威信才能做好工作，可要让大家服气，关键在于发挥自己的先锋模范作用，没有这一点，威信就建立不起来。”
罗荣桓从当连党代表开始，就一直是处处以身作则。凡是要别人做到的事，自己首先做到。冲锋时，他和连长跑在前头；退却时，又在后面负责打掩护；行军时，他的肩膀上经常扛着伤员和掉队战士的几支枪；宿营时，亲自查铺，并帮助战士盖好被子；发零用钱，他和连长、司务长总是最后去领；开饭时，他又带着几个党员去站岗放哨，等大家吃完了才回来。他自己病了，咬咬牙坚持工作与战斗，可战士病了，他一天几次去看望，还嘱咐伙房做病号饭。他对连队干部的历史和情况了如指掌，晚上点名，能背出全连每个战士的姓名。他经常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去教育干部战土。他领导的3营成了红四军的模范营，毛泽东经常用3营的经验教育全军。就这样，罗荣桓赢得了干部、战士的爱戴和敬佩，成了战士的知心朋友和尊敬的领导。
1928年8月间，井冈山遭受“八月失败”。毛泽东率罗荣桓所在的31团3营去湘南接应28团和29团返回井冈山。他们在夜间通过桂东县时，遭到湘敌吴尚第八军两个团的袭击。部队被打散，大家很着急。第二天清早集合，只少了一个担架兵。谁知当部队回到井冈山时，这个担架兵早已回来了。3营这次远征湘南，行程数百里，打了十几仗，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成了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
是什么原因使这支队伍有这么强的凝聚力呢？罗荣桓说，原因之一就是“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作风民主，士兵受到感动。他们在自觉的基础上，爱护干部，听从指挥”。这就是罗荣桓经常说的“响鼓不用重锤敲”。
1929年底，红四军召开了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重新回到前委领导岗位。罗荣桓经毛泽东提议担任红四军前委委员，随后又被任命为林彪任军长的红四军代政委。对于毛泽东的信任，罗荣桓总是用实际行动来回报。在罗荣桓任红军总政治部巡视员兼扩红突击队总队长期间，一次扩红八干人，为扩充红军作出了巨大贡献。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以后，罗荣桓被毛泽东派到红军大学学习，同时兼任一科政委。在学习期间，罗荣桓特别爱听毛泽东讲中国革命战略问题。在罗荣桓的心中，毛泽东路线就是胜利的路线。毛泽东的革命理论，成为他革命斗争“引路的灯塔”。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罗荣桓任八路军1 15师政治部主任，再度与林彪共事。1938年，由于林彪被阎锡山部队误伤，陈光代理师长，罗荣桓升任115师政治委员，时年36岁。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陈光、罗荣桓率部东进。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他们广泛开展了统一战线，灵活运用毛泽东游击战术，使得根据地不断壮大。1942年4月，刘少奇在结束重组新四军的任务回延安，途经山东时，充分肯定了山东的斗争成绩。1943年8月，罗荣桓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八路军I15师政委、代师长，全面主持山东工作。
毛泽东对于罗荣桓在山东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是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占东北，南下长江，都主要依靠山东。”“山东是执行中央十大政策的模范。”
由于长期担任八路军1 15师和山东分局的工作，担子十分沉重，工作环境又非常艰苦，加之负过伤，造成了本来身体就不大好的罗荣桓积劳成疾。当毛泽东得知罗荣桓生病的消息时，立即发电询问，并请罗荣桓“既要完成好党的任务，又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充分体现了两人的革命情谊。
解放战争时期，罗荣桓顾全大局，谢绝了毛泽东要他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党委第一书记的建议，提议由林彪出任，自己只担任第二政治委员。在决战东北的辽沈战役中，罗荣桓坚决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先打锦州的英明决策，反对林彪先打长春之意。在罗荣桓的坚持下，林彪终于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图先打锦州。关起门来打狗，最后取得了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四野战军南下人关后，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战役总前委。战役过程中，罗荣桓领导了同傅作义、董其武的和平谈判，为北平、绥远的和平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罗荣桓因病没有随四野继续南下，不久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代表参加了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罗荣桓拖着重病的身躯，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
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他积极筹备中央和各地方人民检察机关，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罗荣桓分管民兵建设工作。他把民兵建设重点放在政治经济中心、工矿、交通枢纽地区和海陆边防地区以及沿海岛屿，为国防工作打开了新局面。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他积极投入到全军新形势下的政治工作中，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思想战线奠基人”。
作为总干部管理部部长，他坚持“德才兼备”和“五湖四海”原则，抓干部队伍建设，为全军干部选拔当好参谋、把好关。
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心系国家和人民。为了不负党和人民重托，他经常带病深人基层，先后到南京、福州、上海、杭州、南昌、长沙、广东、海南等地调查研究。
得知自己被授予元帅军衔时，他要求授大将衔，被毛泽东驳回。他多次恳请辞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并提议由谭政大将接任。
不管身居何地，人处何方，身担何职，罗荣桓始终保持着井冈山革命将帅的本色。1961年8月上旬的一天，有位从广东到北京的解放军同志给罗帅家打电话，说要去看望罗帅。罗帅夫人林月琴看天色已晚，怕影响罗帅休息，就请那位同志明天再来。第二天，罗荣桓知道了这件事，便对林月琴说：“这样不好，过去在山沟里打游击时，什么时候要见就什么时候见，现在有病就不能见了吗？人家来看我，能谈多少就谈多少，不能谈看看也好嘛。”
从秋收起义到上井冈山，从万里长征到奠基陕北，从抗日硝烟到解放战场，不论在艰苦的斗争岁月，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不论是在当年穷乡僻壤的山沟，还是在解放后热闹非凡的城市，罗荣桓总是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保持和发扬战争年代那种优良作风和高尚品德，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政治品格。
1963年12月，罗荣桓病情恶化。病危中，他念念不忘党和国家的大事与工作。弥留之际对妻子林月琴说：“我死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并嘱咐在侧的儿女们：“……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留给你们的是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12月16日罗帅不幸逝世。
闻讯，毛泽东悲痛异常。当晚，中央在中南海颐年堂有个会议，会前毛主席提议大家起立为罗荣桓默哀。毛泽东说道：“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后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后几天，毛泽东常常夜不能寐，写下了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这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罗荣桓的信赖、倚重和惋惜之情。
罗荣桓离我们远去已经半个世纪了，但是他“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的政治品格依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原卫生部保健局局长黄树根曾根据罗荣桓病重期间的口述整理成一首诗——《告子女》。诗中充分显现了罗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风貌：
我尽力争取不死，继续为革命奋斗；
如果死已经来临，我也绝不畏惧，决不发愁。
我给你们留下的，只是党的事业，别的什么都没有。
遗嘱就是一句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