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著一生的瞿秋白
他，有文学家的才情，有思想家的睿智，有教育家的博学，更有革命家的坚定。如果不是因为坚守自己的信仰而英勇就义，中国现当代史上将会多一位大师，人类将会享受到更多的精神大餐。他就是曾经两度选入党的最高领导层，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开创者瞿秋白。
瞿秋白被捕后，鲁迅、蔡元培、周建人、柳亚子等社会各界人士展开积极营救。蔡元培甚至向蒋介石直言，瞿秋白是一位有才气的文学家，留下来对中国有好处。因为瞿秋白的巨大影响力，蒋介石断然拒绝了蔡元培的建议。国民党当局派出多名说客以爱惜其才学之名，试图说服瞿秋白放弃自己的信仰，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他在狱中依然是那样淡定，笔制辍，写下了许多表明自己心志的诗词，其中有一首《卜算子》：“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这是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千古绝唱！笑对死亡，他坚信战友们将完成他未竞的事业，美好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
1．抱病千里寻光明
瞿秋白是五四运动涌现出来的一大批爱国志士中的杰出代表。 191’7年，瞿秋白随堂兄到北京求学，考入当时外交部办的既不收学费，又有“出身”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五四运动中，他是俄文专修馆同学公推的学生代表，率领同学参加了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和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壮举。两次被反动当局逮捕，后来在全国的声援下才得以释放。与同时代追求真理的青年人一样，瞿秋自在激烈的运动之后，开始更加冷静地思考中国社会问题。在各种思潮中，瞿秋自由最初的信仰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到激进的民主主义，最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了一个苦苦探索的过程。
1920年9月，瞿秋白应《晨报》之聘，担任该报特约通讯员，决定去苏联考察、采访。他的这一决定遭到了亲友们的极力反对，认为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学习时身体羸弱，染上了肺病，以病弱之躯赴俄这种极寒之地，无异“自趋绝地”。但是，瞿秋白在《俄乡纪程一新俄国游记》序言中毅然表示：“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瞿秋白最早在中国报道十月革命后苏联实况。在旅居苏联的两年时间里，瞿秋白进行了大量的考察、采访和写作。他访问了解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革命领袖、人民委员等，也接触、了解过革命前的地主、投机商、没落贵族等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了解了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宗教等各个领域的社会生活状况。他孜孜不倦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文件，并作深入思考。就是在这个时候，瞿秋白建立起了系统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两年里，他写下了《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两本散文著作，被公认为中国新文学开创时期的优秀作品。它既是瞿秋白心弦的乐谱，又是社会的画稿。瞿秋白用他那特有的诗人气质，用充满诗情的语言，阐述了深刻的思想哲理。他还写了《苏联文学史》和《苏联革命论》，叙述苏联文学发展的历程，论述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特约通讯员，他以记者独特的视角及时向国内投寄了大量通讯稿，光是在北京《晨报》上刊登的就有40篇，约16万字。这些通讯稿对苏联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报道。这对于饱受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欺压下的中国人民全方位了解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促使人们觉醒，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苏联的实地考察和理论探索过程中，瞿秋白的共产主义信念日益坚定。1922年2月，在莫斯科，经挚友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苏联由于连年战乱的破坏，加上东部严重的旱灾，物资极度匮乏，粮食定量很低，吃不饱肚子。工作繁重，营养又差，瞿秋白的肺病几次复发，住进了疗养院。在病榻上，他仍旧奋笔著述。
1923年1月，瞿秋白返回北京，他拒绝了所有邀请的任职，毅然决定专门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成为了职业革命家。据不完全统计，从1923年1月到1927年7月，他所写的政治理论方面的文章有200多篇，100多万字，可以说，这是他的理论著述最丰富、最辉煌的时期。在这些著述中，瞿秋白提出并论证了有关中国革命的许多理论命题。
2．成为中共领导人
瞿秋白引起共产国际代表的注意是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与国民党的合作，是从1922年夏秋开始酝酿的。瞿秋白回国后，立即投入促进国共合作迅速实现的理论和实际活动中。1923年6月，瞿秋白赴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以决定实行国共合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作思想上、理论上、策略上的准备，而载人中国现代革命史册。瞿秋白参与了党纲草案的起草工作。在会上，他与其他代表一起，坚持同国民党合作的正确主张，批评了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观点，大会最终作出了同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决议。
瞿秋自在中共三大的表现，给马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林离开中国时，又将瞿秋白推荐给了他的继任者鲍罗廷。瞿秋白成为了鲍罗廷的主要助手和翻译，担任着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共中央之间的特殊联络员，鲍罗廷在华4年作出的一些重要决定，直接影响了瞿秋白的政治生涯。
1923年底，瞿秋白参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的起草工作。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瞿秋白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经常奔波于上海、广州之间，负责处理两党合作问题。 1924年7月，根据孙中山建议，国民党中央设立政治委员会，孙中山自任主席，瞿秋白当选为5人委员之一。
1925年1月起，瞿秋白先后在中共的第四、第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0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瞿秋白同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刘少奇等组织领导反帝爱国运动。瞿秋自主编了共产党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他亲自撰写大量社论和文章，使之成为了指导五卅运动的一面战斗旗帜。
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将中国革命逼上了悬崖。 1927年7月12日，共产国际指令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被停职。“八七会议”以后，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是有差别的。瞿秋白是最早认识农民问题重要性的领袖之一。早在1922年3月，他在莫斯科时就根据苏联革命经验，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回国以后，在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瞿秋白作了题为《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的演讲。他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解决农民土地的问题。瞿秋白的这些主张与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主张是一致的。瞿秋白没到武汉之前，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曾经在《向导》上发表了一部分，还没刊载完毕，便终止了连载。瞿秋白到达武汉后，看到这份报告，大加赞赏。亲自主持出版了单行本，取名为《湖南农民革命》并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的这本书。”他断言，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唤起他们的觉悟，并解决其土地问题，“才有真正的民治运动，才能推翻军阀，解放中国”。这一预言式的论断，在二十多年后的1949年，成为现实。
3．执著一生终不悔
1931年1月1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的操纵下于上海秘密召开，瞿秋白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正如他自己回忆的那样，他很快“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但是，瞿秋白并未灰心失望，而是照样满怀热情地用他熟悉的文笔自觉为党工作。从1931年4月起至1933年底，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瞿秋白和鲁迅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以文学为武器，投入了新的战斗。回顾左联的辉煌战绩，谁者不会忘记鲁迅和瞿秋白的作用。
1934年1月，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经过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瞿秋自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红都瑞金，接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积极提倡办学校，发动群众互教互学，因陋就简创办识字班和训练班，掀起全民扫盲热潮。他特别重视群众性的文艺工作，发展工农剧社。瞿秋白的到来，开创了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苏区文艺工新天地，‘不但对鼓舞苏区军民的革命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留下了红军时代宝贵的文艺传统，也为日后延安时期的文艺运动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蟹验。期间，瞿秋白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担任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笔等职务。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和博古、李德军事上的错误指挥，中央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长征，瞿秋白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朝夕相处的战友就要走了，瞿秋白站在萧瑟的秋风中为战友送行，他多么想跟着队伍一起走啊。他把自己的马换给年长的徐特立，又将身上的一件长衫送给冯雪峰作为纪念。他似乎预感到，留下这些东西也没有用了。
送别了战友，瞿秋白立即投人了紧张的工作。为严格保守红军主力突围的秘密，蒙蔽敌人、迟滞敌人的行动，瞿秋白主笔的《红色中华》照常编辑、出版、发行，并且报纸的版式、栏目、出版周期等都不变，一切照旧。由于部队撤走后严重缺乏人手，组稿、排版、校对等工作都困难重重。但瞿秋白拖着病弱之躯，夜以继日地工作，仍然坚持《红色中华》每周出版两至三期。《红色中华》在迷惑敌人视听，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等方面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直到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近一个月，国民党军队才如梦初醒。与此同时，瞿秋白还在紧张的战斗间隙，带领留下来的高尔基戏剧学校、工农剧社和红军学校的部分文艺战士，组成三个剧团巡回演出，鼓舞士气并帮助群众开展生产活动。
中央红军长征后不到3个月，雩都、兴国、瑞金、长汀相继失陷，形更加险恶。这时，瞿秋白的肺病愈发严重，陈毅和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商量后，决定送他取道香港到上海就医。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小迳村附近，瞿秋白一行被地主武装发现。激战中，护送队员伤亡大半，同行的何叔衡跳崖牺牲，瞿秋白不幸被捕。后，因叛徒出卖，瞿秋白的真实身份暴露。随即，被押到长汀，关入了敌第36师师部。
得知捕获瞿秋白后，蒋介石欣喜若狂，通过各种方式开始了对瞿秋白漫长的劝降。表示只要瞿秋白肯明确地表示“悔意”，公开声明脱离中共，即可免死。并急电第36师师长宋希濂处理此事。宋希濂几次派“干员”从南京赴长汀说降，特务们轮番软硬兼施，瞿秋自从容应付，慷慨陈词。宋希濂于是亲自出面，以黄埔军校学生身份，对瞿秋白执礼甚恭，并派军医为他治病。瞿秋白只是淡淡地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我作为病人，当然不反对医生看病，不反对吃药；除了共产党员，我还是一个半拉子文人，我要写东西，给我纸、笔、墨……”就是用这些纸和笔，瞿秋自在狱中写下了近2万字的自传体散文《多余的话》和两本未成稿的目录以及一些诗文稿。宋希濂的劝说以无效告终，只得电告南京蒋介石，请示处理意见。蒋闻听后，密令枪决。宋希濂出于师生情面，想对瞿秋白再作一次劝降，邀瞿秋白一起饮酒。席间，宋希濂拿出电报给瞿秋白看，并称如能自首，当电请南京收回成命。瞿秋白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宋希濂无言以对。
枪决令下达后，“中统”头领陈立夫仍心有不甘，星夜面见蒋介石，请求枪决令暂缓执行，由“中统”派员往长汀，开始新一轮的劝降。就在行刑前5天，国民党还继续游说瞿秋白效法顾顺章，声称不一定让他做公开的反共工作，也不再勉强他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他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或担任大学教授就行了。瞿秋白义正辞严：“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做是识时务，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也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
国民党当局对瞿秋白的劝降彻底死了心，连续3天电令从速执行。此时，宋希濂还抱着劝降立功的一线希望，临刑前的晚上，特派师参谋长向贤矩提前告诉瞿秋白。瞿秋白同往日一样，沉静、安详，然后，淡淡地说：“我早就准备这一天了！”
1935年6月18日清晨，在蒋介石下达枪决命令的第17天，瞿秋白洗漱完毕，换上了洗净的对襟黑褂、白裤、黑袜、黑布鞋，坐到方桌前，点支烟，喝杯茶。然后翻阅唐诗，吟读着，思索着，挥笔写下“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的绝命诗，并附跋语，末署“秋白绝笔”。之后，安然步出牢门，前往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有现场记者报道，瞿秋自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韭菜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言道‘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咽。随后，缓步走出中山公园，手持香烟，神色不变，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红军歌》。
到达罗汉岭刑场后，瞿秋白看见绿茵茵的草地，点头微笑说：“此地甚好。”并向行刑者提出两点：我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不能打我的头。说完后，盘膝安坐在草坪中间。
阳光下，白云凝泪，山岭低垂，四周仿佛回荡着《国际歌》雄壮的旋律，“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枪声响过了，瞿秋白倒在血泊中，殷红的鲜血渗进了芬芳的泥土，化作了闪光的永恒。他的生命定格在了第36个春秋。
“毕竟是书生”，这是对瞿秋白一生最好的概括。瞿秋白是一介书生，论文著书，倚马可待，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独领风骚；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作为一个理论家、宣传家，乃至革命教育家，瞿秋白才智横溢，绰有余裕；作为政治家，特别是作为政治领袖，他倾尽了全部的精力，直到就义前的一刻，他还在为自己信仰的主义呼号。
瞿秋白被捕后，鲁迅、蔡元培、周建人、柳亚子等社会各界人士展开积极营救。蔡元培甚至向蒋介石直言，瞿秋白是一位有才气的文学家，留下来对中国有好处。因为瞿秋白的巨大影响力，蒋介石断然拒绝了蔡元培的建议。国民党当局派出多名说客以爱惜其才学之名，试图说服瞿秋白放弃自己的信仰，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他在狱中依然是那样淡定，笔制辍，写下了许多表明自己心志的诗词，其中有一首《卜算子》：“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这是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千古绝唱！笑对死亡，他坚信战友们将完成他未竞的事业，美好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
1．抱病千里寻光明
瞿秋白是五四运动涌现出来的一大批爱国志士中的杰出代表。 191’7年，瞿秋白随堂兄到北京求学，考入当时外交部办的既不收学费，又有“出身”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五四运动中，他是俄文专修馆同学公推的学生代表，率领同学参加了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和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壮举。两次被反动当局逮捕，后来在全国的声援下才得以释放。与同时代追求真理的青年人一样，瞿秋自在激烈的运动之后，开始更加冷静地思考中国社会问题。在各种思潮中，瞿秋自由最初的信仰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到激进的民主主义，最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了一个苦苦探索的过程。
1920年9月，瞿秋白应《晨报》之聘，担任该报特约通讯员，决定去苏联考察、采访。他的这一决定遭到了亲友们的极力反对，认为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学习时身体羸弱，染上了肺病，以病弱之躯赴俄这种极寒之地，无异“自趋绝地”。但是，瞿秋白在《俄乡纪程一新俄国游记》序言中毅然表示：“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瞿秋白最早在中国报道十月革命后苏联实况。在旅居苏联的两年时间里，瞿秋白进行了大量的考察、采访和写作。他访问了解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革命领袖、人民委员等，也接触、了解过革命前的地主、投机商、没落贵族等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了解了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宗教等各个领域的社会生活状况。他孜孜不倦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文件，并作深入思考。就是在这个时候，瞿秋白建立起了系统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两年里，他写下了《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两本散文著作，被公认为中国新文学开创时期的优秀作品。它既是瞿秋白心弦的乐谱，又是社会的画稿。瞿秋白用他那特有的诗人气质，用充满诗情的语言，阐述了深刻的思想哲理。他还写了《苏联文学史》和《苏联革命论》，叙述苏联文学发展的历程，论述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特约通讯员，他以记者独特的视角及时向国内投寄了大量通讯稿，光是在北京《晨报》上刊登的就有40篇，约16万字。这些通讯稿对苏联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报道。这对于饱受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欺压下的中国人民全方位了解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促使人们觉醒，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苏联的实地考察和理论探索过程中，瞿秋白的共产主义信念日益坚定。1922年2月，在莫斯科，经挚友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苏联由于连年战乱的破坏，加上东部严重的旱灾，物资极度匮乏，粮食定量很低，吃不饱肚子。工作繁重，营养又差，瞿秋白的肺病几次复发，住进了疗养院。在病榻上，他仍旧奋笔著述。
1923年1月，瞿秋白返回北京，他拒绝了所有邀请的任职，毅然决定专门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成为了职业革命家。据不完全统计，从1923年1月到1927年7月，他所写的政治理论方面的文章有200多篇，100多万字，可以说，这是他的理论著述最丰富、最辉煌的时期。在这些著述中，瞿秋白提出并论证了有关中国革命的许多理论命题。
2．成为中共领导人
瞿秋白引起共产国际代表的注意是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与国民党的合作，是从1922年夏秋开始酝酿的。瞿秋白回国后，立即投入促进国共合作迅速实现的理论和实际活动中。1923年6月，瞿秋白赴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以决定实行国共合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作思想上、理论上、策略上的准备，而载人中国现代革命史册。瞿秋白参与了党纲草案的起草工作。在会上，他与其他代表一起，坚持同国民党合作的正确主张，批评了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观点，大会最终作出了同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决议。
瞿秋自在中共三大的表现，给马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林离开中国时，又将瞿秋白推荐给了他的继任者鲍罗廷。瞿秋白成为了鲍罗廷的主要助手和翻译，担任着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共中央之间的特殊联络员，鲍罗廷在华4年作出的一些重要决定，直接影响了瞿秋白的政治生涯。
1923年底，瞿秋白参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的起草工作。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瞿秋白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经常奔波于上海、广州之间，负责处理两党合作问题。 1924年7月，根据孙中山建议，国民党中央设立政治委员会，孙中山自任主席，瞿秋白当选为5人委员之一。
1925年1月起，瞿秋白先后在中共的第四、第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0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瞿秋白同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刘少奇等组织领导反帝爱国运动。瞿秋自主编了共产党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他亲自撰写大量社论和文章，使之成为了指导五卅运动的一面战斗旗帜。
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将中国革命逼上了悬崖。 1927年7月12日，共产国际指令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被停职。“八七会议”以后，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是有差别的。瞿秋白是最早认识农民问题重要性的领袖之一。早在1922年3月，他在莫斯科时就根据苏联革命经验，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回国以后，在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瞿秋白作了题为《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的演讲。他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解决农民土地的问题。瞿秋白的这些主张与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主张是一致的。瞿秋白没到武汉之前，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曾经在《向导》上发表了一部分，还没刊载完毕，便终止了连载。瞿秋白到达武汉后，看到这份报告，大加赞赏。亲自主持出版了单行本，取名为《湖南农民革命》并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的这本书。”他断言，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唤起他们的觉悟，并解决其土地问题，“才有真正的民治运动，才能推翻军阀，解放中国”。这一预言式的论断，在二十多年后的1949年，成为现实。
3．执著一生终不悔
1931年1月1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的操纵下于上海秘密召开，瞿秋白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正如他自己回忆的那样，他很快“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但是，瞿秋白并未灰心失望，而是照样满怀热情地用他熟悉的文笔自觉为党工作。从1931年4月起至1933年底，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瞿秋白和鲁迅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以文学为武器，投入了新的战斗。回顾左联的辉煌战绩，谁者不会忘记鲁迅和瞿秋白的作用。
1934年1月，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经过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瞿秋自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红都瑞金，接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积极提倡办学校，发动群众互教互学，因陋就简创办识字班和训练班，掀起全民扫盲热潮。他特别重视群众性的文艺工作，发展工农剧社。瞿秋白的到来，开创了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苏区文艺工新天地，‘不但对鼓舞苏区军民的革命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留下了红军时代宝贵的文艺传统，也为日后延安时期的文艺运动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蟹验。期间，瞿秋白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担任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笔等职务。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和博古、李德军事上的错误指挥，中央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长征，瞿秋白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朝夕相处的战友就要走了，瞿秋白站在萧瑟的秋风中为战友送行，他多么想跟着队伍一起走啊。他把自己的马换给年长的徐特立，又将身上的一件长衫送给冯雪峰作为纪念。他似乎预感到，留下这些东西也没有用了。
送别了战友，瞿秋白立即投人了紧张的工作。为严格保守红军主力突围的秘密，蒙蔽敌人、迟滞敌人的行动，瞿秋白主笔的《红色中华》照常编辑、出版、发行，并且报纸的版式、栏目、出版周期等都不变，一切照旧。由于部队撤走后严重缺乏人手，组稿、排版、校对等工作都困难重重。但瞿秋白拖着病弱之躯，夜以继日地工作，仍然坚持《红色中华》每周出版两至三期。《红色中华》在迷惑敌人视听，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等方面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直到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近一个月，国民党军队才如梦初醒。与此同时，瞿秋白还在紧张的战斗间隙，带领留下来的高尔基戏剧学校、工农剧社和红军学校的部分文艺战士，组成三个剧团巡回演出，鼓舞士气并帮助群众开展生产活动。
中央红军长征后不到3个月，雩都、兴国、瑞金、长汀相继失陷，形更加险恶。这时，瞿秋白的肺病愈发严重，陈毅和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商量后，决定送他取道香港到上海就医。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小迳村附近，瞿秋白一行被地主武装发现。激战中，护送队员伤亡大半，同行的何叔衡跳崖牺牲，瞿秋白不幸被捕。后，因叛徒出卖，瞿秋白的真实身份暴露。随即，被押到长汀，关入了敌第36师师部。
得知捕获瞿秋白后，蒋介石欣喜若狂，通过各种方式开始了对瞿秋白漫长的劝降。表示只要瞿秋白肯明确地表示“悔意”，公开声明脱离中共，即可免死。并急电第36师师长宋希濂处理此事。宋希濂几次派“干员”从南京赴长汀说降，特务们轮番软硬兼施，瞿秋自从容应付，慷慨陈词。宋希濂于是亲自出面，以黄埔军校学生身份，对瞿秋白执礼甚恭，并派军医为他治病。瞿秋白只是淡淡地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我作为病人，当然不反对医生看病，不反对吃药；除了共产党员，我还是一个半拉子文人，我要写东西，给我纸、笔、墨……”就是用这些纸和笔，瞿秋自在狱中写下了近2万字的自传体散文《多余的话》和两本未成稿的目录以及一些诗文稿。宋希濂的劝说以无效告终，只得电告南京蒋介石，请示处理意见。蒋闻听后，密令枪决。宋希濂出于师生情面，想对瞿秋白再作一次劝降，邀瞿秋白一起饮酒。席间，宋希濂拿出电报给瞿秋白看，并称如能自首，当电请南京收回成命。瞿秋白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宋希濂无言以对。
枪决令下达后，“中统”头领陈立夫仍心有不甘，星夜面见蒋介石，请求枪决令暂缓执行，由“中统”派员往长汀，开始新一轮的劝降。就在行刑前5天，国民党还继续游说瞿秋白效法顾顺章，声称不一定让他做公开的反共工作，也不再勉强他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他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或担任大学教授就行了。瞿秋白义正辞严：“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做是识时务，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也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
国民党当局对瞿秋白的劝降彻底死了心，连续3天电令从速执行。此时，宋希濂还抱着劝降立功的一线希望，临刑前的晚上，特派师参谋长向贤矩提前告诉瞿秋白。瞿秋白同往日一样，沉静、安详，然后，淡淡地说：“我早就准备这一天了！”
1935年6月18日清晨，在蒋介石下达枪决命令的第17天，瞿秋白洗漱完毕，换上了洗净的对襟黑褂、白裤、黑袜、黑布鞋，坐到方桌前，点支烟，喝杯茶。然后翻阅唐诗，吟读着，思索着，挥笔写下“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的绝命诗，并附跋语，末署“秋白绝笔”。之后，安然步出牢门，前往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有现场记者报道，瞿秋自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韭菜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言道‘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咽。随后，缓步走出中山公园，手持香烟，神色不变，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红军歌》。
到达罗汉岭刑场后，瞿秋白看见绿茵茵的草地，点头微笑说：“此地甚好。”并向行刑者提出两点：我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不能打我的头。说完后，盘膝安坐在草坪中间。
阳光下，白云凝泪，山岭低垂，四周仿佛回荡着《国际歌》雄壮的旋律，“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枪声响过了，瞿秋白倒在血泊中，殷红的鲜血渗进了芬芳的泥土，化作了闪光的永恒。他的生命定格在了第36个春秋。
“毕竟是书生”，这是对瞿秋白一生最好的概括。瞿秋白是一介书生，论文著书，倚马可待，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独领风骚；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作为一个理论家、宣传家，乃至革命教育家，瞿秋白才智横溢，绰有余裕；作为政治家，特别是作为政治领袖，他倾尽了全部的精力，直到就义前的一刻，他还在为自己信仰的主义呼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