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党负重前行的“骆驼”任弼时
中国共产党创建几个月后，就有一位不满17岁的青年成为党员。此，后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奋斗30年，并在上世纪40年代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并列，成为领导全党的“五大书记”之一，他就是任弼时。他虽英年早逝，其精神却在党内影响深远。
叶剑英在《哀悼任弼时同志》一文中这样评价任弼时—一“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3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在纪念任弼时诞辰90周年时，画家古元在作品的题款中，颂扬他“负重任劳，取之甚少，予之甚，多。不管炎寒风阜，总是昂着头迈着坚实的步子前进”。这个评价，形象生动地勾勒出任弼时“骆驼精神”的内涵。
1904年4月30日，任弼时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塾塘乡唐家桥任氏新屋（现属汨罗市），7岁人湖南省公立作民两等小学堂读书。 15岁那年，因就读的明德中学收费较高，家庭经济拮据，任弼时转入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中学第二十五班就读。1920年暑假，为节省回家路费并寻找毕业之后的出路，他和萧劲光一起留在学校度暑假。8月，毛泽东等人发起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任弼时经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介绍，加入正在筹建的俄罗斯研究会，并由该会推荐首批赴上海人外国语学社作留俄学习准备。学习期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刻蜡版、印传单等活动，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1年5月中旬，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介绍，任弼时化装成理发匠，与刘少奇、萧劲光等人一起，乘坐日本邮轮从上海取道日本长崎到海参崴，开始了赴苏联留学的漫长行程。在海参崴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联络人员接上头以后，乘火车进入海参崴至伯力的赤白交界区，通过了日本占领军的封锁线，历经千难万险于7月9日到达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1922年12月7日，陈独秀在东方大学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旅莫斯科支部大会，会议讨论通过任弼时等三人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这一年，他刚好18岁。
任弼时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如饥似渴地学习了三年马列主义理论。1924年7月23日，和陈延年、郑超麟等人作为第二批回国人员启程返回，于8月底抵达上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莫斯科地方执行委员会给他的鉴定是：“用功，思想有进步，但对于实际和政治问题还须特别注意。”
回国后，任弼时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工作。 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任弼时代理共青团中央局总书记，7月正式出任共青团中央局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他和恽代英、贺昌、林育南、刘昌群等团中央领导一起，为发展团组织、规范团的工作殚精竭虑，到1925年11月，全国除甘肃、新疆、贵州、黑龙江外，均已有了团的组织，共计32个地方委员会。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以后，任弼时领导的共青团中央即在7月19日发表告全国劳苦青年书，谴责汪精卫、唐生智、谭延闽等叛卖革命，指出他们已经沦为反革命的工具。八七会议上，任弼时在发言中批评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认为陈独秀“仅仅作了上层的工作，而忘记了要以革命的力量来领导小资产阶级”，“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去了独立的作用”。会上，任弼时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9月15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任弼时参加每周六举行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从此，任弼时以团中央书记的身份，开始参与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工作。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他参与了中共中央的许多重要决策，并多次受中共中央委派，赴湖南省、浙江省、安徽省等地巡视工作并改组省委，或者以信函的形式指导地方工作。
1928年9月19日，任弼时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安徽省巡视党的工作，以解决中共芜湖市委反对安徽省临委的风潮问题。 10月15日下午，由共青团安徽省特委书记及中共南陵县党团书记陪同，到县城西北的古刹香油寺参加党团员会议，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南陵县自卫队逮捕。在被押解去安庆的船上，任弼时与长郡中学的校工彭佑亭邂逅，乘机请彭通知在长沙任湖南第一纱厂工程师的堂叔任理卿，以便配合组织营救。审讯时，他遭敌人踩杠子、跪铁链、皮鞭抽打等酷刑，折磨得几次昏死过去，却咬定编出来的假身份，以钢铁般的意志同敌人进行斗争，使敌人没得到半句口供，在关押了5个多月后，经营救出狱。出狱不久，被党中央调任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1929年1 1月17日上午，任弼时赴上海华德路竞业里出席共青团江苏省委扩大会议，被埋伏在团省委秘密机关的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密探逮捕押于汇山路捕房。19日捕房审讯时，任弼时化名彭德生，自称由江西来沪谋职业，因投亲地址不准，被错捕。巡捕房即施以电刑，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22日，捕房以“危害国家安全”罪，拘留40天，关押于工部局提篮桥监狱。 25日，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因无确凿证据，经中共中央特科营救，任弼时被减刑提前释放。出狱后，留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1931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余飞到中央苏区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根据中央决定，任弼时3月5日必须动身前往中央苏区。这样，任弼时一行按照特科交通局安排的路线，坐邮轮经香港转汕头，再奔潮州，沿韩江乘河轮北上，于3月15日到达中共闽粤赣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福建省永定县的虎岗。
就在上一年的12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肃反委员会主任去江西省行委及红二十军军部捉拿被误认为AB团分子。红二十军的少数领导人鉴于行将被作为反革命逮捕，表示严重不满，率领部分队伍包围军部及在富田的省行委，企图扣留总前委来人，并提出分裂红军领导的口号，将部队拉往赣江以西地区，酿成“富田事变”；事变发生后，即派人到中央报告经过，请求处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原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认为，“富田事变”是AB团与取消派合作的叛变，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则认为这次事件客观上是一种反革命行为，但在组织上还不能证明他们全部是AB团取消派。任弼时在进入中央苏区之前，就于2月23日受中央委托起草了《致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和各地方党部的信》，告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的党组织，中央将立即派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指示在中央代表团到达以前，从总前委到各地方的支部，应该立即停止争论，无条件服从总前委的统一领导，一致对敌。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肯定事变的性质是阶级敌人以及他们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一部分党员与二十军一部分队伍是受了AB团的欺骗与迷惑；决议认为原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个决议，实际上改变了由中央代表团全权调查与解决“富田事变”的原议，在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之前就已经明确肯定事变的性质是反革命的暴动。所以，任弼时一行到了中央苏区，只能根据中共中央新的决定，讨论处理“富田事变”等问题。这样，4月17日在江西省宁都县青塘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自然将这一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动。
任弼时率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时，适逢第二次反“围剿”大战在即。4月19日，中共苏区中央局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方针策略。代表团传达了中央“如果不能粉碎新‘围剿’则可考虑转移”的精神。毛泽东、朱德坚决反对转移和“分兵退敌”，力主诱敌深入，然后集中主力，避强打弱，白西往东向闽赣交界之建宁、泰宁地区横扫敌人，扩大根据地。会议对战略方针发生争论，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扩大范围，吸收全军军长、政委及参谋长，共同商讨。经争论，大多数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5月初，中央代表团支持毛泽东、朱德的正确主张，苏区中央局因而作出了坚决进攻，艰苦奋斗，持久作战，在苏区内消灭敌人的决定。从争论过程中，任弼时确认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所以就有了以后推举毛泽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举措。
1931年11月19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63人，任弼时当选为执行委员。同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到达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及党校校长。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洛甫从上海抵江西瑞金。由于在工作中和博古等人逐渐产生意见分歧，尤其是发表在2月22日出版的《斗争》第3期上的文章《什么是进攻路线》引起了博古的极度不满，4月20日前后，博古等人认为任弼时执行进攻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向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免去其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调中共湘赣省委工作。这样，任弼时于5月中旬，偕夫人陈琮英并携带电台一架离开瑞金赴湘赣苏区，由地下交通带领经游击区到赣江东岸，与湘赣省军区前来接应的萧克、王震联络上后，在万安县的潞田渡口通过敌人严密封锁的赣江，约6月上旬抵达中共湘赣省委所在地江西省永新县城，就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湘赣军区政治委员。
任弼时在湘赣革命根据地工作了一年多时间。他所领导的湘赣苏区红军部队不断发展壮大，有效地牵制了中央苏区北面之敌，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反“围剿”作战。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8月，任弼时奉命率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突围西征，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任中共中央随军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底，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合，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领导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与贺龙等率红二、红六军团突围长征，1936年7月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同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以红二、红六军团及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这期间，任弼时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维护党的团结，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坚决斗争，力促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1938年3月，为了向共产国际说明国共二度合作后的具体情况和出现的新问题，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争取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的理解与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前往共产国际04月14日，任弼时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主席团递交了一份1.5万字的书面报告大纲，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5月17日，在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任弼时就书面报告又作了口头说明与补充。任弼时的书面报告和口头补充说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共产国际经过讨论，于1938年6月11日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会见王稼祥和任弼时，明确指出：“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领导人了。”“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9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再次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声明》，发出国际援华号召，开展政治上、道义上、物质上援助中国抗战运动。
1940年3月，任弼时回国，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由于处理问题周到，待同志和蔼可亲，被称为“党内的老妈妈”。
任弼时担任中央秘书长时，正值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任弼时以身作则，并向三五九旅的王震旅长要了一部纺车。他在工作之余，就像村妇一样盘腿而坐，练习纺线，成绩提高很快。 1943年，他参加中央机关在杨家岭举行的军民纺线比赛，获得了第一名。
1945年，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时，任弼时任大会秘书长。会后，他与毛、刘、周、朱并列为中央五大书记。 1947年春，他拖着病体与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并担任中央支队司令员。行军每到一处，他都要亲自安排住房、布置警卫、组织物资供应，还参与决策研究，被称为中央队伍中身体最差的一人，又是最忙的一人。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第二天，即1950年10月26日，任弼时长时间研究战局并思考对策，他那长期患高血压、心律严重不齐的伤病之躯终于不堪重负，当晚突患脑溢血，不幸于次日逝世。
叶剑英在《哀悼任弼时同志》一文中这样评价任弼时—一“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3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在纪念任弼时诞辰90周年时，画家古元在作品的题款中，颂扬他“负重任劳，取之甚少，予之甚，多。不管炎寒风阜，总是昂着头迈着坚实的步子前进”。这个评价，形象生动地勾勒出任弼时“骆驼精神”的内涵。
1904年4月30日，任弼时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塾塘乡唐家桥任氏新屋（现属汨罗市），7岁人湖南省公立作民两等小学堂读书。 15岁那年，因就读的明德中学收费较高，家庭经济拮据，任弼时转入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中学第二十五班就读。1920年暑假，为节省回家路费并寻找毕业之后的出路，他和萧劲光一起留在学校度暑假。8月，毛泽东等人发起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任弼时经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介绍，加入正在筹建的俄罗斯研究会，并由该会推荐首批赴上海人外国语学社作留俄学习准备。学习期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刻蜡版、印传单等活动，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1年5月中旬，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介绍，任弼时化装成理发匠，与刘少奇、萧劲光等人一起，乘坐日本邮轮从上海取道日本长崎到海参崴，开始了赴苏联留学的漫长行程。在海参崴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联络人员接上头以后，乘火车进入海参崴至伯力的赤白交界区，通过了日本占领军的封锁线，历经千难万险于7月9日到达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1922年12月7日，陈独秀在东方大学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旅莫斯科支部大会，会议讨论通过任弼时等三人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这一年，他刚好18岁。
任弼时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如饥似渴地学习了三年马列主义理论。1924年7月23日，和陈延年、郑超麟等人作为第二批回国人员启程返回，于8月底抵达上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莫斯科地方执行委员会给他的鉴定是：“用功，思想有进步，但对于实际和政治问题还须特别注意。”
回国后，任弼时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工作。 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任弼时代理共青团中央局总书记，7月正式出任共青团中央局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他和恽代英、贺昌、林育南、刘昌群等团中央领导一起，为发展团组织、规范团的工作殚精竭虑，到1925年11月，全国除甘肃、新疆、贵州、黑龙江外，均已有了团的组织，共计32个地方委员会。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以后，任弼时领导的共青团中央即在7月19日发表告全国劳苦青年书，谴责汪精卫、唐生智、谭延闽等叛卖革命，指出他们已经沦为反革命的工具。八七会议上，任弼时在发言中批评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认为陈独秀“仅仅作了上层的工作，而忘记了要以革命的力量来领导小资产阶级”，“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去了独立的作用”。会上，任弼时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9月15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任弼时参加每周六举行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从此，任弼时以团中央书记的身份，开始参与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工作。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他参与了中共中央的许多重要决策，并多次受中共中央委派，赴湖南省、浙江省、安徽省等地巡视工作并改组省委，或者以信函的形式指导地方工作。
1928年9月19日，任弼时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安徽省巡视党的工作，以解决中共芜湖市委反对安徽省临委的风潮问题。 10月15日下午，由共青团安徽省特委书记及中共南陵县党团书记陪同，到县城西北的古刹香油寺参加党团员会议，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南陵县自卫队逮捕。在被押解去安庆的船上，任弼时与长郡中学的校工彭佑亭邂逅，乘机请彭通知在长沙任湖南第一纱厂工程师的堂叔任理卿，以便配合组织营救。审讯时，他遭敌人踩杠子、跪铁链、皮鞭抽打等酷刑，折磨得几次昏死过去，却咬定编出来的假身份，以钢铁般的意志同敌人进行斗争，使敌人没得到半句口供，在关押了5个多月后，经营救出狱。出狱不久，被党中央调任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1929年1 1月17日上午，任弼时赴上海华德路竞业里出席共青团江苏省委扩大会议，被埋伏在团省委秘密机关的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密探逮捕押于汇山路捕房。19日捕房审讯时，任弼时化名彭德生，自称由江西来沪谋职业，因投亲地址不准，被错捕。巡捕房即施以电刑，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22日，捕房以“危害国家安全”罪，拘留40天，关押于工部局提篮桥监狱。 25日，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因无确凿证据，经中共中央特科营救，任弼时被减刑提前释放。出狱后，留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1931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余飞到中央苏区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根据中央决定，任弼时3月5日必须动身前往中央苏区。这样，任弼时一行按照特科交通局安排的路线，坐邮轮经香港转汕头，再奔潮州，沿韩江乘河轮北上，于3月15日到达中共闽粤赣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福建省永定县的虎岗。
就在上一年的12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肃反委员会主任去江西省行委及红二十军军部捉拿被误认为AB团分子。红二十军的少数领导人鉴于行将被作为反革命逮捕，表示严重不满，率领部分队伍包围军部及在富田的省行委，企图扣留总前委来人，并提出分裂红军领导的口号，将部队拉往赣江以西地区，酿成“富田事变”；事变发生后，即派人到中央报告经过，请求处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原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认为，“富田事变”是AB团与取消派合作的叛变，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则认为这次事件客观上是一种反革命行为，但在组织上还不能证明他们全部是AB团取消派。任弼时在进入中央苏区之前，就于2月23日受中央委托起草了《致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和各地方党部的信》，告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的党组织，中央将立即派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指示在中央代表团到达以前，从总前委到各地方的支部，应该立即停止争论，无条件服从总前委的统一领导，一致对敌。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肯定事变的性质是阶级敌人以及他们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一部分党员与二十军一部分队伍是受了AB团的欺骗与迷惑；决议认为原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个决议，实际上改变了由中央代表团全权调查与解决“富田事变”的原议，在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之前就已经明确肯定事变的性质是反革命的暴动。所以，任弼时一行到了中央苏区，只能根据中共中央新的决定，讨论处理“富田事变”等问题。这样，4月17日在江西省宁都县青塘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自然将这一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动。
任弼时率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时，适逢第二次反“围剿”大战在即。4月19日，中共苏区中央局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方针策略。代表团传达了中央“如果不能粉碎新‘围剿’则可考虑转移”的精神。毛泽东、朱德坚决反对转移和“分兵退敌”，力主诱敌深入，然后集中主力，避强打弱，白西往东向闽赣交界之建宁、泰宁地区横扫敌人，扩大根据地。会议对战略方针发生争论，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扩大范围，吸收全军军长、政委及参谋长，共同商讨。经争论，大多数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5月初，中央代表团支持毛泽东、朱德的正确主张，苏区中央局因而作出了坚决进攻，艰苦奋斗，持久作战，在苏区内消灭敌人的决定。从争论过程中，任弼时确认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所以就有了以后推举毛泽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举措。
1931年11月19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63人，任弼时当选为执行委员。同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到达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及党校校长。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洛甫从上海抵江西瑞金。由于在工作中和博古等人逐渐产生意见分歧，尤其是发表在2月22日出版的《斗争》第3期上的文章《什么是进攻路线》引起了博古的极度不满，4月20日前后，博古等人认为任弼时执行进攻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向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免去其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调中共湘赣省委工作。这样，任弼时于5月中旬，偕夫人陈琮英并携带电台一架离开瑞金赴湘赣苏区，由地下交通带领经游击区到赣江东岸，与湘赣省军区前来接应的萧克、王震联络上后，在万安县的潞田渡口通过敌人严密封锁的赣江，约6月上旬抵达中共湘赣省委所在地江西省永新县城，就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湘赣军区政治委员。
任弼时在湘赣革命根据地工作了一年多时间。他所领导的湘赣苏区红军部队不断发展壮大，有效地牵制了中央苏区北面之敌，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反“围剿”作战。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8月，任弼时奉命率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突围西征，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任中共中央随军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底，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合，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领导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与贺龙等率红二、红六军团突围长征，1936年7月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同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以红二、红六军团及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这期间，任弼时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维护党的团结，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坚决斗争，力促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1938年3月，为了向共产国际说明国共二度合作后的具体情况和出现的新问题，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争取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的理解与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前往共产国际04月14日，任弼时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主席团递交了一份1.5万字的书面报告大纲，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5月17日，在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任弼时就书面报告又作了口头说明与补充。任弼时的书面报告和口头补充说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共产国际经过讨论，于1938年6月11日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会见王稼祥和任弼时，明确指出：“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领导人了。”“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9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再次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声明》，发出国际援华号召，开展政治上、道义上、物质上援助中国抗战运动。
1940年3月，任弼时回国，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由于处理问题周到，待同志和蔼可亲，被称为“党内的老妈妈”。
任弼时担任中央秘书长时，正值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任弼时以身作则，并向三五九旅的王震旅长要了一部纺车。他在工作之余，就像村妇一样盘腿而坐，练习纺线，成绩提高很快。 1943年，他参加中央机关在杨家岭举行的军民纺线比赛，获得了第一名。
1945年，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时，任弼时任大会秘书长。会后，他与毛、刘、周、朱并列为中央五大书记。 1947年春，他拖着病体与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并担任中央支队司令员。行军每到一处，他都要亲自安排住房、布置警卫、组织物资供应，还参与决策研究，被称为中央队伍中身体最差的一人，又是最忙的一人。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第二天，即1950年10月26日，任弼时长时间研究战局并思考对策，他那长期患高血压、心律严重不齐的伤病之躯终于不堪重负，当晚突患脑溢血，不幸于次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