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光明磊落
何长工曾说过：“在井冈山斗争中，朱德同志在军事上辅佐了毛泽东同志，陈毅同志则在政治工作—上捕佐了毛泽东同志，堪称政治工作的模范。”
陈毅是四川乐至人，1901年生。1919年，他怀着救国救民的思想远涉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他对中国人民遭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社会现实的认识不断加深，逐步确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1921年10月，陈毅因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运动，被武装押送回国。1923年冬，他加人中国共产党，从此义无反顾地投身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陈毅入党后，很快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先后在北京、四川、武汉从事革命活动。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大革命夭折，国内政治局势陡然逆转，革命转入低潮。但是在前进道路上，陈毅没有向强敌、困难、挫折、逆境低头。敌人愈强大，斗争愈残酷，环境愈艰苦，他愈是铁骨铮铮，豪气干云，百折不挠，浑身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大无畏战斗气概。
南昌起义失败后，陈毅从武汉赶到抚州追上起义队伍，担任一个团的党代表，投身我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行列。起义部队南下广东，主力在潮汕地区遭到失败。留在三河坝的部分部队由朱德和陈毅率领，向粤、赣、湘边界转进。这时，既有敌军尾追，又有土匪和豪绅民团袭扰，部队经过长期转战，减员日多，思想混乱，处境异常困难。危急时刻，朱冬 德振臂高呼：愿意革命的跟我来！陈毅立即奋起响应，协助朱德对部队进行了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耐心说明革命的前途，鼓舞士气，坚持斗争。随后协助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千里，组织发动了湘南起义，并把队伍带到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来改称红四军。
井冈山时期，红军队伍来自四面八方，结构复杂，思想不统一，还存在着不少矛盾。为了提高部队的向心力和战斗力，陈毅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军队中党的工作，以政治思想建设来推进部队的巩固和发展。
井冈山会师不久，陈毅发现南昌起义部队的干部战士，一上山就带着某种优越感，认为自己人众枪多，能打仗，瞧不起秋收起义部队。他们嘲笑秋收起义部队是文质彬彬的“学生兵”。秋收起义部队则认为南昌起义部队旧军队的作风重，纪律差，是“油子兵”。这两支来源不同的部队，隐约出现不团结的苗头。为了把这两支主力部队团结整合在一起，陈毅从思想教育人手，经常把士兵委员会的骨干集中起来上课，并利用各种机会，向部队宣传红军的性质、任务、官兵一致的原则，尤其是注意讲解团结就是力量的重要意义。陈毅曾经形象地讲了一个故事：古代有一家兄弟之间闹不团结，经常受人欺侮。有一天，他们的父母把一家人召集到一起。父亲拿来许多根箭，先让兄弟们一根一根地折，不一会儿，箭全都被折断了。接着，父亲又将许多根箭绑在一起，再交给兄弟们来折，结果，谁也没有折断。这一下，兄弟们都明白了团结起来就有力量的道理。从此，一家人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再也不闹意见了，也就没有人敢来欺侮他们了。陈毅讲的这个故事虽说简单，但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干部战士仰L，灵上的锁，他们从这个故事中受到了启发。从此各部队之间加强了团结，集体观念增强了，战斗力加强了，在频繁的战斗中，经常密切配合打胜仗。
陈毅非常关心部队的纪律状况，并把纪律教育作为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他经常利用会议、个别谈话等形式教育干部战士模范地执行革命纪律。对部队中违反纪律的人，不论是战士还是干部，都严加管理，耐心教育。有一次，红32团一位连长违反军中纪律，和人推牌九，该连一位士兵委员会委员向陈毅反映，陈毅抓住此事，表扬了敢于反映情况的战士，而对推牌九的连长进行了严肃而又亲切的谈话，使他心悦诚服地承认了错误，并公开地在全连作了检查。这件事为红军指战员树立了部队新军风，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觉遵守革命纪律起了很好的作用。
群众工作是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当时，建设红军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贯彻建军宗旨，特别是部队必须兼做细致的群众工作，以克服部队中存在着的单纯打仗的军事观点。陈毅不仅在百忙中常到党团训练班和政治训练班去讲课，而且还经常利用战斗间隙和分兵发动群众之机，率领红军干部、战土深入群众，广泛开展群众工作，使红军扎根于群众之中。龙源口大捷后，陈毅率领部队深入到莲花、安福边境广泛发动群众，在短期内，便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打土豪、分浮财、没收地主土地、铲除反动势力的群众性斗争。
为了革命，陈毅从不计较工作的轻重、官位的高低和个人的得失。他在井冈山曾先后担任前委秘书长、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务。无论做什么工作，他总是以身作则，勇挑重担，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操。 1928年，陈毅曾经兼任红四军第12师师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师呢？这个师有5000余人，称得上“枪”的战斗武器却仅仅有100来支。也就是说还装备不了一个完整的步兵连，而其余5000人则全都是扛着梭镖、大刀。久而久之，陈毅就得了个“梭镖师长，的大号。当时敌人的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给红军的物质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陈毅和大家一样穿单衣单裤，吃红米饭和没油没盐的南瓜汤，并和朱德-一样经常加入挑粮的行列，挑粮上山。他以普通一兵的姿态，每日往返100多里，行走于崎岖山岭小路之间。陈毅挑粮不用扁担，他使用的工具是自己的裤子，裤脚一扎，粮食灌在裤管里，然后扛在肩上。那时的裤管肥大，一次能装上七八十斤。
身为红四军的高级将领，陈毅总是平易近人，体贴关心群众，把人民群众比作“重生亲父母”。陈毅随红四军军部赶到茨坪后，他了解到住在附近有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大娘，身世悲惨，丈夫和儿子都被反动派逼死，过着孤身生活。陈毅抽出时间为老人挑水、劈柴。当看到老人的米缸里尽是红薯丝而没有米的时候，陈毅把自己行军袋里的口粮倒进老大娘的锅里。后来还特地送给她一包食盐和几尺青布。老人深为感动，逢人便说红军好。
1934年秋，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长征，中国革命再度处于危急关头。陈毅和项英一起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不论环境怎样艰苦，他始终充满着革命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在严峻的白色恐怖之下，陈毅坚定地指出，“革命红旗不会倒，斗争一定要开展，在斗争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在斗争中求胜利”。他和其他领导人一起，曾在梅山被敌人围困20多日。陈毅带着伤病隐伏在草丛中，写下作为绝笔的诗篇《梅岭三章》。其中一章是：“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种视死如归的革命豪情和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今天依然那样激动人心。
陈毅不仅在对敌斗争中身经百战，历尽险境，同时在党内也经受过不少曲折和磨难。红军初创时期，红四军的领导层里曾发生过一些分歧和争论，导致由陈毅接任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主持了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当他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时，周恩来等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决定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他反躬自省，知过即改，心悦诚服地接受这一决定，返回红四军原原本本地进行传达，主动请回毛泽东，并当面作了诚恳检讨。对于这件年代久远的往事，他从不隐讳，经常当众作自我批评，借以警戒自己，教育干部。
中央苏区发生“富田事变”，搞肃反扩大化时，他因持不同意见，挨整3年多，多亏毛泽东的信任和保护才免遭杀害。抗战期间，饶漱石接任刘少奇的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职务。饶漱石由于缺乏部队工作经验，工作很吃力，陈毅热情相助。后来，饶对情况日渐熟悉，就骄傲起来，处理问题主观臆断，权力欲随之增长。陈毅批评帮助他，饶很不满，极力排挤、孤立陈毅，甚至召开军分会公开斗争他，弄得陈毅处境困难，蛰居斗室，“鬼都不上门”。为顾全大局，他严于责己，一忍再忍。 1943年冬，党中央要他去延安参加“七大”，当离开军部时，军部只派了一名参谋、一名炊事员出面送别，简直冷淡到令人齿寒的地步。他委屈在心，泰然处之，以“松柏耐岁寒”的诗句作答并自勉。陈毅有一首有名的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这正是对陈毅自己的最好写照。
陈毅曾以“毕生征战，饱经忧患”八个字概括自己的奋斗经历，临终时仍断断续续吃力地向妻子儿女作最终嘱咐：“……一直向前……战胜敌人……”1972年1月6日，陈毅走完了自己光辉的一生，永远离开了我们。1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临时决定参加陈毅追悼会，因时间仓促，只穿着薄毛裤和睡衣，仅在外面披了一件大衣。追悼会现场，他拉着张茜的手说：“陈毅是个好同志，陈毅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贡献，是立了大功的。”
陈毅是四川乐至人，1901年生。1919年，他怀着救国救民的思想远涉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他对中国人民遭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社会现实的认识不断加深，逐步确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1921年10月，陈毅因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运动，被武装押送回国。1923年冬，他加人中国共产党，从此义无反顾地投身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陈毅入党后，很快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先后在北京、四川、武汉从事革命活动。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大革命夭折，国内政治局势陡然逆转，革命转入低潮。但是在前进道路上，陈毅没有向强敌、困难、挫折、逆境低头。敌人愈强大，斗争愈残酷，环境愈艰苦，他愈是铁骨铮铮，豪气干云，百折不挠，浑身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大无畏战斗气概。
南昌起义失败后，陈毅从武汉赶到抚州追上起义队伍，担任一个团的党代表，投身我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行列。起义部队南下广东，主力在潮汕地区遭到失败。留在三河坝的部分部队由朱德和陈毅率领，向粤、赣、湘边界转进。这时，既有敌军尾追，又有土匪和豪绅民团袭扰，部队经过长期转战，减员日多，思想混乱，处境异常困难。危急时刻，朱冬 德振臂高呼：愿意革命的跟我来！陈毅立即奋起响应，协助朱德对部队进行了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耐心说明革命的前途，鼓舞士气，坚持斗争。随后协助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千里，组织发动了湘南起义，并把队伍带到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来改称红四军。
井冈山时期，红军队伍来自四面八方，结构复杂，思想不统一，还存在着不少矛盾。为了提高部队的向心力和战斗力，陈毅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军队中党的工作，以政治思想建设来推进部队的巩固和发展。
井冈山会师不久，陈毅发现南昌起义部队的干部战士，一上山就带着某种优越感，认为自己人众枪多，能打仗，瞧不起秋收起义部队。他们嘲笑秋收起义部队是文质彬彬的“学生兵”。秋收起义部队则认为南昌起义部队旧军队的作风重，纪律差，是“油子兵”。这两支来源不同的部队，隐约出现不团结的苗头。为了把这两支主力部队团结整合在一起，陈毅从思想教育人手，经常把士兵委员会的骨干集中起来上课，并利用各种机会，向部队宣传红军的性质、任务、官兵一致的原则，尤其是注意讲解团结就是力量的重要意义。陈毅曾经形象地讲了一个故事：古代有一家兄弟之间闹不团结，经常受人欺侮。有一天，他们的父母把一家人召集到一起。父亲拿来许多根箭，先让兄弟们一根一根地折，不一会儿，箭全都被折断了。接着，父亲又将许多根箭绑在一起，再交给兄弟们来折，结果，谁也没有折断。这一下，兄弟们都明白了团结起来就有力量的道理。从此，一家人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再也不闹意见了，也就没有人敢来欺侮他们了。陈毅讲的这个故事虽说简单，但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干部战士仰L，灵上的锁，他们从这个故事中受到了启发。从此各部队之间加强了团结，集体观念增强了，战斗力加强了，在频繁的战斗中，经常密切配合打胜仗。
陈毅非常关心部队的纪律状况，并把纪律教育作为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他经常利用会议、个别谈话等形式教育干部战士模范地执行革命纪律。对部队中违反纪律的人，不论是战士还是干部，都严加管理，耐心教育。有一次，红32团一位连长违反军中纪律，和人推牌九，该连一位士兵委员会委员向陈毅反映，陈毅抓住此事，表扬了敢于反映情况的战士，而对推牌九的连长进行了严肃而又亲切的谈话，使他心悦诚服地承认了错误，并公开地在全连作了检查。这件事为红军指战员树立了部队新军风，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觉遵守革命纪律起了很好的作用。
群众工作是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当时，建设红军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贯彻建军宗旨，特别是部队必须兼做细致的群众工作，以克服部队中存在着的单纯打仗的军事观点。陈毅不仅在百忙中常到党团训练班和政治训练班去讲课，而且还经常利用战斗间隙和分兵发动群众之机，率领红军干部、战土深入群众，广泛开展群众工作，使红军扎根于群众之中。龙源口大捷后，陈毅率领部队深入到莲花、安福边境广泛发动群众，在短期内，便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打土豪、分浮财、没收地主土地、铲除反动势力的群众性斗争。
为了革命，陈毅从不计较工作的轻重、官位的高低和个人的得失。他在井冈山曾先后担任前委秘书长、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务。无论做什么工作，他总是以身作则，勇挑重担，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操。 1928年，陈毅曾经兼任红四军第12师师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师呢？这个师有5000余人，称得上“枪”的战斗武器却仅仅有100来支。也就是说还装备不了一个完整的步兵连，而其余5000人则全都是扛着梭镖、大刀。久而久之，陈毅就得了个“梭镖师长，的大号。当时敌人的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给红军的物质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陈毅和大家一样穿单衣单裤，吃红米饭和没油没盐的南瓜汤，并和朱德-一样经常加入挑粮的行列，挑粮上山。他以普通一兵的姿态，每日往返100多里，行走于崎岖山岭小路之间。陈毅挑粮不用扁担，他使用的工具是自己的裤子，裤脚一扎，粮食灌在裤管里，然后扛在肩上。那时的裤管肥大，一次能装上七八十斤。
身为红四军的高级将领，陈毅总是平易近人，体贴关心群众，把人民群众比作“重生亲父母”。陈毅随红四军军部赶到茨坪后，他了解到住在附近有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大娘，身世悲惨，丈夫和儿子都被反动派逼死，过着孤身生活。陈毅抽出时间为老人挑水、劈柴。当看到老人的米缸里尽是红薯丝而没有米的时候，陈毅把自己行军袋里的口粮倒进老大娘的锅里。后来还特地送给她一包食盐和几尺青布。老人深为感动，逢人便说红军好。
1934年秋，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长征，中国革命再度处于危急关头。陈毅和项英一起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不论环境怎样艰苦，他始终充满着革命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在严峻的白色恐怖之下，陈毅坚定地指出，“革命红旗不会倒，斗争一定要开展，在斗争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在斗争中求胜利”。他和其他领导人一起，曾在梅山被敌人围困20多日。陈毅带着伤病隐伏在草丛中，写下作为绝笔的诗篇《梅岭三章》。其中一章是：“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种视死如归的革命豪情和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今天依然那样激动人心。
陈毅不仅在对敌斗争中身经百战，历尽险境，同时在党内也经受过不少曲折和磨难。红军初创时期，红四军的领导层里曾发生过一些分歧和争论，导致由陈毅接任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主持了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当他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时，周恩来等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决定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他反躬自省，知过即改，心悦诚服地接受这一决定，返回红四军原原本本地进行传达，主动请回毛泽东，并当面作了诚恳检讨。对于这件年代久远的往事，他从不隐讳，经常当众作自我批评，借以警戒自己，教育干部。
中央苏区发生“富田事变”，搞肃反扩大化时，他因持不同意见，挨整3年多，多亏毛泽东的信任和保护才免遭杀害。抗战期间，饶漱石接任刘少奇的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职务。饶漱石由于缺乏部队工作经验，工作很吃力，陈毅热情相助。后来，饶对情况日渐熟悉，就骄傲起来，处理问题主观臆断，权力欲随之增长。陈毅批评帮助他，饶很不满，极力排挤、孤立陈毅，甚至召开军分会公开斗争他，弄得陈毅处境困难，蛰居斗室，“鬼都不上门”。为顾全大局，他严于责己，一忍再忍。 1943年冬，党中央要他去延安参加“七大”，当离开军部时，军部只派了一名参谋、一名炊事员出面送别，简直冷淡到令人齿寒的地步。他委屈在心，泰然处之，以“松柏耐岁寒”的诗句作答并自勉。陈毅有一首有名的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这正是对陈毅自己的最好写照。
陈毅曾以“毕生征战，饱经忧患”八个字概括自己的奋斗经历，临终时仍断断续续吃力地向妻子儿女作最终嘱咐：“……一直向前……战胜敌人……”1972年1月6日，陈毅走完了自己光辉的一生，永远离开了我们。1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临时决定参加陈毅追悼会，因时间仓促，只穿着薄毛裤和睡衣，仅在外面披了一件大衣。追悼会现场，他拉着张茜的手说：“陈毅是个好同志，陈毅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贡献，是立了大功的。”